（2008-12-01）

● 张智新

张智新(北京)

　　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的外交和国家安全团队核心成员渐趋明朗，奥巴马挑选外交国安团队究竟出于哪些因素考量？又将对其未来外交走势特别是对华政策产生何种影响？

　　首先，国务卿是白宫二号权势人物的关键职位，奥巴马最终挑选自己党内初选的竞争对手希拉里(希拉里)出任，而没有任用媒体舆论呼声甚高的两位党内总统候选人，即对自己竞选多有帮助的参议员约翰·克里，和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前副总统阿尔·戈尔。

　　这一人事安排似乎有剑走偏锋的特殊战略意味，但仔细分析，却也在情理之中。选择希拉里出掌外交国安团队头把交椅，奥巴马不外乎如下几个方面考量：

　　一者，将对手放在身边，使其为己所用，无疑远比放任其在外围呼风唤雨要安全有利得多，这是奥巴马从林肯和《对手团队》一书中得到的深刻启发；

　　二者，作为原第一夫人的希拉里既有较为丰富的涉外经历，也不乏国际人气和人脉，将外交重任交托给她，可以让奥巴马有更多精力专注应对国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三者，任用希拉里既可以安抚拉拢其背后的支持民众，又可以进一步利用克林顿家族及其原有团队人马，对于巩固奥巴马的统治基础也益处多多。

　 　将出任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詹姆斯·琼斯现年65岁，是曾任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的四星上将，退役后曾任中东安全特使，有着丰富的军事 指挥、安全防务经验。2007年底在奥巴马出访阿富汗时，琼斯为其提供咨询，还为其能源政策提供建议。他在阿富汗等重要议题上的见解，深得奥巴马的信赖和 赏识。

　　奥巴马继续沿用和布什家族渊源深厚的盖茨担任防长，既因为盖茨在伊拉克、阿富汗等战事问题上的不少见解与奥巴马暗合，比如美军有 序撤出伊拉克、加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反恐力度等，也因为盖茨经验丰富，任内表现可圈可点。更重要的是，这一任用可以强化奥巴马超越歧见、党派合作的姿 态，从而赢得国会共和党的广泛支持。

对国土安全部长等国安要职的人事安排，虽然也不乏政治酬佣色彩，但奥巴马考量其外交国安团队时，还是遵循了政见、经验、党派合作等因素优先的原则。

团队整合任务艰巨

　 　总体来说，与布什前期大事任用新保守主义人士迥异的是，奥巴马外交国安团队成员在意识形态上普遍持中间立场，理想主义色彩较淡，清一色是经验丰富的务实 派。这不仅充分体现奥巴马在外交和国际安全问题上的现实主义倾向，也大体能为左右两翼、民主共和两党所普遍接受和认同。

　　可以想象，这一团队走上前台后，将以重建美国的国际道德权威和世界领导地位为宗旨，以更多的谈判、对话和合作为手段，以强化盟友关系、协调与新兴国家关系为基调，以伊拉克、阿富汗两线战略重心调整为突破口，全面贯彻落实奥巴马的外交国安战略与策略。

　 　然而，与布什当年的新保守主义团队相比，这支团队的内部多样性更趋明显。希拉里以克林顿家族为后盾、以第一夫人身份为光环，携党内初选余威而来，一贯作 风果敢甚至霸道；琼斯出身职业军人，背后有波音、雪佛龙等跨国公司影响；盖茨则是布什家族“死党”，在布什父子麾下都曾担任国安要职，而且这位有着乔治敦 大学俄国苏联历史博士学位、曾在德州一所大学长期主政的学者型官员，应该是有着右翼保守思想抱负的。再加上出身、经历、风格等大相径庭的其他要员，奥巴马 外交国安团队之间相互磨合、协调的任务无疑十分艰巨。

　　可以说，其整合是否迅速和成功，不仅关系到奥巴马外交政策的实施成效，当然也决定这一团队中成员们的未来去留。一旦效果不彰，这一组合型团队必将难逃分化重组的命运。

作者是首都经贸大学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2008-12-01）

● 杨锦麟（香港）

宋楚瑜，这是台湾当代政治史上无法遗忘和回避的名字，关于他的评价，或许可以用“毁誉参半，众 说纷纭”来形容。然而，这位亲民党主席，在2006年8月间，曾与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先后访问大陆，作“破冰之旅”，今年8月，他也成为北京奥运的座上 宾。同时，在台湾，无论其政治处境如何，身边始终有一支打不散的子弟兵。他究竟有何人格魅力，有何感召力和凝聚力，是值得了解的。

　　11月4日下午，在有关方面安排下，我和67岁的宋楚瑜做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

不是武装敌对，而是务实面对

　　访谈的话闸子一打开，宋楚瑜即说，陈云林这次访问，意味着两岸从此进入和解、和平、发展的重要里程。他表示期待，两岸中国人不仅要有诚意，更要有智慧来化解纷争，不再是武装的敌对，而是务实面对。

　 　宋楚瑜认为，两岸从最早期的武装对立，到今天务实面对问题，经过60年来的发展，美国的市场不再是台湾的最大市场，台湾人也已经把对岸作为出境旅游的最 大对象。过去，台湾从不跟大陆做生意，认为大陆是“寇”，所有商品都是匪货，但今天台湾一年要从大陆赚1兆2000亿台币。

　　然而，台湾还有很多问题要面对和解决，包括人流、物流、钱流、资讯流。他认为，两岸的问题只是靠国际因素已经走不通了。目前的国际金融海啸使台湾社会更了解得到，没有稳定的台湾局势，台湾经济无法找到持续发展和升级的机会。

　　对于台湾人的焦虑，他说，一方面希望跟大陆发展和平关系，另一方面也期盼大陆对台湾给予相当的尊重。这就是邓小平说的，你吃不掉我，我吃不掉你。尽管北京不断宣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台湾人还是有顾虑 ，大多强调四个字，一个叫“尊严”，一个叫“对等”。

　　他说，胡锦涛主政之后，对台政策从积极促统，变成“和平发展”。“要和平发展两岸的关系，先发展和平；要和则两利，先两利则和，这个概念，是我的一个创意构想，也符合目前两岸关系的客观实际。”

宋楚瑜指出，最近马政府强调要进一步扩大内需，其实大陆就是台湾最好的内需，台湾人赚的钱可以回到台湾，来发展更多的建设，这不是最好的财源吗？邓小平所 说的一句话“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胡锦涛的政策不能只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要让更多的中国人富起来的话，那不是更大的市场吗？

　　他说：“这 次我到北京出席奥运会开幕式，心里面感受最深的，就是看到好多年轻学生在做志愿者，自费参与，没有任何报酬，行为举止相当得体礼貌。我后来跟贾庆林先生 说，我愿做一个两岸和平的志愿者，用台湾的话叫做义工。大陆志愿者有个信条贴在墙上，我看了很感动——“我参与，我奉献，我快乐”。我参与，我奉献，不是 只为我自己快乐，要为两岸的人民快乐，更要为我们子子孙孙快乐。”

大陆已经放下身段，了不起

　　宋楚瑜收藏了一幅于右任先生 的对联，内容很有深意。那是多年前，蒋经国请于右任写一幅对联，叫“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写好之后不小心把墨泼到了对联上，于老再写一幅。 后来，宋楚瑜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时，于右任的长子于望德在经国先生生日那天，把泼了墨的那副对联送给宋楚瑜。

　　谈到这件往事，宋楚瑜慨然表示，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这就是政治人物的基本道德准则，“我们所要计的不是个人之利，而是天下之利。不是政党之利，是计国家、民族之利”。

　 　他说，在两岸问题上，双方都要放下成见，放下身段。陈云林在访问台湾之前和之后，都很诚恳，对食品安全问题给台湾造成的损害和台湾人民的感受，表达歉 意。这是了不起的，是史无前例的。也就是说，大陆放下了成见和身段。同样，在有关称谓问题上，台湾也要有放弃框框思维。如果马英九不是中华民国总统，陈云 林需要去见他吗？他为什么不去见别人？

　　而与此同时，两岸在互不否定之外，也要充分肯定，没有中华民国，怎么可能在1945年迫使日本把 台湾归还给中国？那个历史是不能抹杀的，那就是中华民国当年在蒋介石领导之下，领导八年抗战，终于把台湾光复。这个历史没有人能够否定。所以，在称谓上， 大家也不要做太多文章。称他叫什么，不足以为喜；不称他是什么，也不要把它变成为忧。“先经济，后政治”，是这次两会接触的主调，应该给予高度的肯定。

　 　对于外界批评马英九政府的两岸政策论述，宋楚瑜也有自己的评价。他说，他直接跟很多国民党高层的，包括吴伯雄主席在内，都谈过这个问题。国民党重新执政 之后，对两岸问题需要有一个新思维，一个新论述。目前在处理两岸问题时之所以遭遇到很多困扰，就是台湾还活在戒严时期、冷战时期、统独时期和两岸武装对立 时期的思维里。若没有把两岸现况作一番很好的论述，很多问题是处理了东边，就会触及到西边。

　　他举例说，台湾不承认大陆学历，说北大的学历不能承认，这在全世界是个笑话。这就说明，台湾要一套新思维，你怎么去定位大陆，怎么定位台湾，怎么定位两岸实际状况。大家必须静下来好好谈。

　 　宋楚瑜说，两岸经过60年来的纷纷扰扰，今天已经找到了正确方向，就是两岸要发展和平，和平发展。和则两利，两利则和。更重要的是相互尊重，相互谅解， 相互了解。两岸透过陈云林访台，奠定了“三通”。而在“三通”之外，最重要的一通叫“心灵相通”。只要心灵相通，就一通百通。两岸兄弟一家亲，炎黄子孙不 忘本。“让我们用中国人的智慧，用我们的耐心，更用我们的诚意，大家一起重新和好，共创愿景”。

作者是香港凤凰卫视资深评论员

（2008-12-01）

● 杨建伟

　　今年，中国走过了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把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穷国、弱国改变成一个国富民强的 准富国和准强国，打造成一个今天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扬眉吐气、在国际政治舞台和经济舞台上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的大国。继亚洲“四小龙”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创造的亚洲奇迹之后，中国创造了又一个更新、更大的亚洲奇迹。

　　无庸置疑，中国今天所取得的政治成就和经济成就是巨大的。这是邓小平当年 高瞻远瞩地提出改革开放的宏伟战略和中国的社会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从抓阶级斗争转变为抓经济建设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人民30年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的结果，是13亿中国各族人民勤勉、刻苦、不敢偷懒、不敢懈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

　　同时，不管人们是否领情和是否承认，这实际上也是国际产业转移和经济全球化这只“看不见的巨手”的幕后推动所带来的正面效应和积极结果。

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进程

　　国际产业转移，主要指发达国家或地区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等多种方式，将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或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次发达国家或地区以及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带动移入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产业转移出现过三波大的高潮：

　　第一波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西德等国转移，美国自己则集中力量发展半导体、通讯、电子计算机等新兴技术密集型产业。

　　第二波是20世纪60至80年代，日本、西德等国将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等），他们自己则重点发展集成电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家用电器、汽车等附加价值较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

　　第三波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将自身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向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他们自己则重点发展自身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

　　在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中国因奉行改革开放的国策而使自己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最大受益者。反过来，中国因国际产业转移而带来的高速经济发展和强大国力又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推动力量。

中国是转移中的最大受益国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作为吸纳国际产业转移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利用外资连续10多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中国吸收的主要是直接投资建厂的绿地投资，占世界绿地投资的四分之一，占发展中国家绿地投资的三分之一以上。大规模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促进了相关产业发 展。比如，家用电器产业和电子信息产业靠外资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信息产业增加值和出口中，外资企业销售收入达2600亿美元，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

　　中国吸纳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优势在于市场和成本。跨国公司看中中国巨大且成长性好的市场、大量熟练劳动力和科技人才以及广阔的经济增长 前景。特别是中国高成长性的大市场，对跨国公司吸引力空前提高，不少企业的投资目标正在由过去的加工组装和出口导向为主，转向在中国销售为主。

　　摩托罗拉高层认为中国是最有增长潜力的市场，爱立信、英特尔、思科、新加坡电信等对中国市场都高度重视，日、韩企业也不甘落后。据调查，约800家在华日资企业在中国市场的销售比例已达50％以上，三分之一的韩资企业则希望在中国内销或转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国际产业通过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外包、业务离岸化等途径向中国的转移明显加速，中国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成为全球制造业转移的最大受益国。

引进外资是重要因素

　　中国通过引进外资承接了大量国际产业转移。跨国投资有两种主要方式，一种投资方式是新设投资，即所谓的“绿地投资”，另一种投资方式是跨国并购。跨国投资是进行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途径。

　　伴随着对外开放度的不断提高，中国引进外资的规模日益增加，承接的国际产业转移也日益增多。到2007年底，中国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约62万家，合同外资金额 1万3500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7662亿美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和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进行了新一轮的大调整，它们 着重于发展耗能低、耗材少、附加价值高的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保持对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品牌、营销、产品设计等产业链高端部分的控制，而将劳动密集型产业以 及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低端部分大规模转移到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通过产业的国际转移实现产业结构的大调整。

与此同时，中国持之以恒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充分利用劳动力成本低、市场容量大等方面的比较优势积极吸引外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投资环境不断改善，恰 好满足了世界产业结构新一轮大调整大转移的要求。在发达国家进行国际产业转移的内在动力增强与中国对国际产业转移的吸引力增大两方面共同作用下，国际产业 向中国的转移明显加速，中国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

中国经历三个发展阶段

　　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大致经历了下述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79至1991年。这一时期，外国企业在华投资还处于小规模、试验性投资阶段，中国引进的外资较少，外商直接投资更少。中国引进的外资主要是对外借款，对外借款金额是外商直接投资额的两倍。

　　此阶段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处于起步阶段，承接的产业主要是以轻纺工业为代表的轻工业行业，如服装、玩具、鞋帽及家用电器等，加工贸易是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一个重要方式。

　　改革开放之后，广东充分利用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灵活措施，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利用外资，在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方面占得了先机，促进了广东经济的腾飞。

　 　第二阶段：1992至2001年。1992年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制度基础。在这一阶段，中国抓住了国际产业结构 调整和转移的难得机遇，承接了大量制造业的国际转移，进入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快速发展阶段，外国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开始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系统化的投 资。

　　1992至1995年，中国每年吸引的外资规模成倍增长；1996至2001年，中国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一直维持在400至500亿美元的水平。中国引进外资的重点转变为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达到对外借款的三至四倍。

　 　此阶段中国承接的产业以资本和劳动密集型相结合的产业为主，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方式也日趋多样化。这一时期，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逐渐增多，主要集中在华东 沿海和环渤海地区，尤其是上海，但对华南沿海地区的投资偏少。上海在此阶段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步伐加快，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

　　第三阶 段：2002年至今。中国在2001年11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市场的更加开放以及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带来的巨大市场空间，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对国 际产业的吸引力，中国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地之一。跨国公司更加重视中国的战略地位，到2005年，全球500强企业中已有450家在中国投资。

吸纳国际产业转移依然有前景

　　从2002年开始，中国进入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新的高速增长阶段。利用外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2002年突破500亿美元，2004年突破600亿美元，2006年接近700亿美元，2007年突破了8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增长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现有企业的增资较多。增资的一种重要形式，是现有企业从单产品、单环节的生产和加工，开始向下游产品及相关产业延 伸。发达国家将已经发展成熟的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型产业，如电子信息、家用电器、汽车、石化产业等，向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大规模转移。

　　2002年以来，中国承接的国际产业转移仍然集中于制造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加工组装环节。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外商投资企业主要将中国定位为低技术档次的加工组装基地，国内的配套率较低。

　　近年来，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国内配套率上升较快，而且在向技术含量较高的零部件和工序升级。国际服务业向中国的转移也明显加速，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批发和零售业等服务业吸收了较多的外资，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了研发中心、采购中心和地区总部。

　　与此同时，不少跨国公司认为，中国吸纳国际产业转移的劣势主要在于软环境。一是知识产权保护较弱，阻碍了高新技术研发环节向中国的真正转移。二是体制效率较低、行政透明度不高、政策变动频繁、创新创业机制不完善等，导致交易成本偏高。三是国内市场不够统一。

　　一些外国政府部门和企业界均反映，中国一些地方竞相攀比优惠政策，纷纷对外宣传自己的优惠政策最好，使外商感到中国政策不统一，不透明，让他们无所适从。中国市场分割严重，不利于发挥市场规模巨大的优势，资金在省际、市际流动困难，给投资和生产经营带来极大不便。

然而，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中国吸纳国际产业转移的前景依然看好。

　　目前，国际产业转移还有很大空间，特别是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转移方兴未艾，蕴藏着巨大的商机。预计到2010年，全球外包市场将达20万亿美元，是1993年的四倍，是当前跨国公司产值的五倍。

　　国际数据公司预计，美国IT业转移到海外的职位比例，将从2003的5％上升至2007年的23％。中国在市场、成本、发展前景、配套能力等方面的优势非常明显，并将维持相当长时期，这有利于中国扩大吸纳国际产业转移。

至于国际产业转移有些什么新特点和新形势，则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作者是新加坡专业投资与管理顾问

（2008-12-01）

● 阿克巴

　　在南亚的大部分城市，在污秽和对极度贫困忽视的下面，隐藏着一个随时会爆发影响整体政治的小型索马里。这个由操纵着巨大的黑市经济的犯罪分子掌控和支持着的地下世界，已经在孟买孳生了一个目无法纪的群体。

　　这个黑社会知道，其生存依赖于对警察的贿赂。像地下的岩浆一样，它已经喷涌上了孟买的街头。

　　因为黑社会的成员既不知道爱国主义，也不知道道德为何物，所以他们会很容易就被诱惑成为恐怖分子的同伙，特别是当他们自感到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时候。

　　在孟买，他们中的大部分是被拒绝在正式的经济中拥有一席之地，而且在过去50年里取得了巨大既得利益的穆斯林。

没能发现数百人的袭击计划

　　在孟买的暴行中，恐怖分子杀害了100多人，其细节还没有完全清晰。但是我们知道，至少有30个手持AK47步枪和手榴弹的恐怖分子挟持了印度商业和金融中心中的人质，这些恐怖分子的目标既有印度人也有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和英国人。

　　这次恐怖袭击的幕后黑手可能是在巴基斯坦，通过一个叫虔诚军(Lashkar e Tauba)的恐怖组织操作，这个恐怖组织煽动对世俗印度的仇恨，并受巴基斯坦一些阴暗机关和街头组织支持。

　　然而，在一片血肉纷飞中，我们可能遗漏了这场恐怖袭击事件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次恐怖袭击是需要好几个月时间进行策划的行动：部署了杀伤力很大的武器，动员了一小部队武装分子，研究了袭击目标，组织了交通路线，而且识别了袭击弱点。

　　这是个涉及数百人的袭击计划，然而印度政府的整个庞大组织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印度反恐中队队长加尔加热(Hemant Karkare)，在通宵达旦的激战中牺牲。他曾收到来自附近城市普纳（Pune）的死亡恐吓，但是他自己的队伍对这一恐吓却置之不理。他们似乎忙着为他 们的政治领导人玩游戏。自满和政治权谋，给恐怖分子提供的保护，远远比沉默和伪装所提供的保护还多。

反映政治治理的失败

　　事实上，恐怖袭击不仅仅代表了警察工作的失败。恐怖袭击也代表政府治理的失败，是行政无能和政治渎职罪恶所招至的恶果。

　　印度是一个坚韧的国家。没有人应该对此产生错觉。印度已经击退了克什米尔的穆斯林恐怖分子、旁遮普的锡克教恐怖分子、那加兰邦的基督教恐怖分子，以及阿萨姆邦和全国各地的印度教恐怖分子。印度知道，不能因为少数人的罪行而谴责其所存在于的整个群体。

　　但是在无效的治理下，尤其是在过去的三年间，印度处在沦为软弱无力的国家的危险之中。印度不仅没有成为世界反恐战争的国际领导者，反而渐渐变成一个无能为力的受害者。事实上，印度每年死于恐怖袭击的人数仅次于伊拉克。

　 　三年前，印度总理辛格在新德里相当得意地告诉布什总统，印度的穆斯林没有卷入任何恐怖主义行动。这种说法暗示着穆斯林已成功地融入印度社会。辛格这番话 的含义是穆斯林也从民主的优点中受益——布什也愉快地重复了这个论断。但是，辛格的论调骗不过恐怖分子，恐怖分子中的一些人可能将他的自鸣得意解读为是要 他们采取行动的挑衅。

　　我既是印度人也是穆斯林，并对此感到很自豪。和任何印度人一样，今天我却很愤怒、失望而且沮丧。我对孟买的陷于兵燹之中感到愤怒。我对政府在孟买和德里的治理无能，以及对我的同胞的痛苦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感到失望。我对恐怖袭击对“印度”这一理念造成的破坏感到沮丧。

作者M.J. Akbar，曾任印度国会议员及已故的拉吉夫·甘地总理的顾问，《亚洲时代》的创刊总编辑，现为亚洲学会的副研究员

原题：India's Agony

版权：Project Syndicate, 2008

印度政治纷争妨碍反恐　民间声讨领导人无能

（2008-12-01）

新德里路透电）随着孟买恐怖事件的落幕，印度民间掀起一片挞伐声浪，认为国内的政治纷争、政治领导人的无能，是导致国家反恐无力的原因，对这次的悲剧，朝野各党派都必须负起部分责任。

　　在突击队歼灭所有恐怖分子后，印度电视台除了报道有关消息，也在政治清谈节目中炮轰执政的国大党联盟，以及在野的印度人民党。

　　孟买市民、专栏作家索巴德在节目中把矛头指向政界，他说，这些人必须对整个体制负责，要不是因为他们全然不顾问题的存在、玩忽职守、漠不关心，孟买怎么会遭遇如此不幸。

　　印度报章昨天同样无法原谅这些从政者。《印度时报》在封面版发表评论文章说：“在无辜的生命被牺牲时，这些政客却在耍诡计。”

　　该文章说：“当许多人成了人质，孟买笼罩在恐怖阴影中的时候，人质的安危是前提；到了今天，看到停尸房里一具具的尸体，我们要责问政客：你们还要无视人民的性命，继续玩弄政治吗？还是你们要做些有价值的正经事？”

　　持重型武器的回教极端分子，是从海路潜入孟买进行袭击，这暴露孟买治安上的漏洞，执政党固然难辞其咎，但狠批政府的人民党也不得人心，一些民众认为他们在利用这个课题捞取政治资本。

　　孟买一个市民在《印度快报》的博客专栏上写道：“实在令人光火，我给这些所谓的领袖气炸了，看他们在应对恐怖袭击时全无头绪的样子，真叫人生气。”

　　人民党的前内阁部长舒里尔说，印度经济增长的强劲势头，把执政的一些弊端给掩盖了。他说：“我们沉缅在增长数字中，实际上我们是被误导了，因为这棵国家大树已被白蚁――政治阶层蛀空。”

　　德里地方议会星期六举行选举，全国大选则在5月举行。各党派这次都想利用孟买事件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

　　《印度斯坦时报》的专栏作家桑维说：“政客们请不要再利用恐怖主义捞取政治资本，对于你们的无能，我们已受够，在我们眼中，你们都是一丘之貉。”

 (2008-12-01)

叶鹏飞(新加坡）

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舆论关于希望中国能出手防止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论调，正悄然发生变化。一些敏感的西方媒体指出，中国自身恐怕同样遭受危机的冲击，而且后果甚至会产生更严重的影响。

　　中国经济网上周三还引述中国商务部研究院专家何曼青博士说：“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令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另外，中国已经在世界各国中树立起大国形象，这使国际社会在危机中如此寄厚望于中国。”

　　北京日前宣布两年4万亿元（人民币，下同，8832亿新元）刺激内需的经济配套，犹如给萎靡不振的全球市场打了一支强心针，在消息公布后即刻带动了周边国家股市上涨。

　　在对中国的普遍期待中，中国经济社会发生的一些现象却引发了不同的想象——沿海出口企业成片倒闭导致的失业潮、沪深股市表现比国际市场疲弱、消费信心指数持续下滑、社会骚动频繁恐让2008年变成“群体性事件年”……

　　与中国学者试图传达的积极情绪相反，一些西方观察者开始提出另一种观点。《华盛顿邮报》资深记者庞福瑞（John Pomfret）11月18日在该报网站撰文指出，中国的情势并不如外界以为的那么乐观。

　　庞福瑞是1998年至2003《华盛顿邮报》驻北京的主任，也曾是1949年后第一位在南京大学读书的美国人，他文章题目是“中国奇迹的火车会脱轨吗？”

　 　文章驳斥了《纽约时报》及《洛杉矶时报》认为中国经济可能协助世界摆脱当前困局的判断。他认为，这个判断的前提是中国政治基本稳定；然而，1989年后 中共与民众的“社会契约”——大家有公平的机会致富，只要你不挑战党的权威——正面临冲击。一旦失业问题扩大，中国将自顾不暇。

　　他说：“我敢打赌，对政治制度真正的考验不是当所有的经济曲线向上走时，而是当事情开始有点变坏时。而现在的中国正摇摇欲坠。”

　　《新共和》杂志（The New Republic）特约记者科兰兹克（Joshua Kurlantzick）同日在杂志发表文章《玉石俱焚——全球经济危机如何扳倒中国政府》，基本表达了类似的判断。

　　针对北京宣布的4万亿元刺激内需方案，科兰兹克说：“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共醉翁之意不在酒：在美国，金融业崩溃顶多会让布什总统的声望进一步下降，但在中国就意味着整个政治秩序的崩溃。”

　　科兰兹克也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访问学者。他认为，对于一贯小心翼翼的中共而言，巨型的经济刺激方案反映的正是中共对时局的担心。

　　经济衰退打击了中国城市中产阶层的工作机会，房地产市场表现欠佳使得他们的资产缩水。文章引述一个资深房地产专家说：“那些城里人的抗议，也许才是政府最为担心的，银行职员，医生，教授，这些人有影响力”。

　　无论这些西方观察者的结论是否过于危言耸听，中国政府面临的挑战显然不容小觑。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前天关于中国经济面临四大压力的谈话，透露了当局自己对形势的判断。

　　胡锦涛在国际社会期待其出手“救世”时回应说：“中国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本身，就是对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眼下中国局势的演变，让这句话有了更深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