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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奥运奖牌榜应该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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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体坛风云

创建于：2008-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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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平

北京奥运会的比赛已接近尾声，中国运动员获得的金牌数遥遥领先，但是很多人发现，美国媒体上排在第一位的竟然是美国，第二位才是中国。再细看，原来美国人采用的排榜标准不同，不是金牌数而是奖牌总数。按照奖牌总数排榜，是美国媒体在奥运会报道中多年来的传统，只有极少数例外。不过，在此之前，美国在奥运会上一直位列三甲，大多时候稳居第一，无论奖牌数还是金牌数都超过中国，因此这个问题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敏感。这一次变了，事关你先我后，不同的标准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中国、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的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和讨论，尤其在中国一些网络论坛上，争论十分激烈。有人问道，到底什么是官方认可的正式标准呢？这个问题很重要，答案是没有标准。奥运会的创设理念中，提倡运动员之间的个体竞赛，反对国家利用它来争名夺利。《奥林匹克宪章》第五十八条明确规定：国际奥委会和地方奥组委不得进行国家排名，而应该展示运动员的个人荣誉。因此，并不存在任何合法的官方排名。我们现在看到的排行榜，只能算作各媒体自行其是。但是，既然是以国家名义参赛，国家排名就难以避免。尤其是冷战中，奥运会成为两大阵营明争暗斗的另一个战场，要么互相抵制，要么就拼力较量。这是对奥运会的异化，但客观上也使得奥运会更受重视。冷战后期，局势稍缓，萨马兰奇先生又为奥运会注入了商业的生机。商业需要眼球，而国家竞争甚至民族主义情绪是一个不可低估的动力。因此，国际奥委会在国家排名问题上更加宽容，甚至从1992年开始在其官方网站上提供“非官方”的排行榜。国际奥委会官员的“非官方”解释是，排行榜能够刺激各国政府在体育方面的财政预算，有利于全球体育的发展。在这个前提下，各国媒体根据自己的喜好，以同样的数据，作不同的排列，也都无可厚非。目前世界上通用的排行榜，除了上述两种方式外，还有把自己国家单列在外的排法。被中国网民讥笑为史上最强排法的，是韩国媒体把韩国、日本和朝鲜单列对比。其中采用较多的，还是以金牌为导向的金牌榜。人们在争论哪种排行榜更加合理。赞同金牌榜的人认为，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兵，既然是比赛，争夺的当然是冠军；奖牌（总数）榜将金、银、铜牌一视同仁，无疑降低了金牌的价值。赞同奖牌榜的人则认为，奖牌榜更能反映一个国家的整体竞技体育水平，也是对银牌、铜牌获得者的一种尊重；金牌榜容易导致国家体育政策向少数人倾斜，不利于全民体育。不过冠军的魅力毕竟非同寻常，善于造星的美国人其实最明白顶尖明星的价值，金、银、铜牌岂可同日而语？《纽约时报》网站8月17日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这三种奖牌按照4∶2∶1的比例打分，然后按总分排序。根据截至当天的数据，中国总分第一，美国第二。事实上，这种做法在1908年的伦敦奥运会上就采用过，当时的比例是5∶3∶1。很多人似乎想要争论出一个唯一正确的排法出来，并把它上升为“官方标准”，然后禁止或排挤其他排法。在我看来，这既不符合奥林匹克精神，违反其宪章规定，也完全没有必要。恰恰相反，应该提倡更加多样化的排法。《洛杉矶时报》开了一个好头，在8月15日发布了一个“人均奖牌榜”。将全国人口数除以奥运奖牌数，根据截至当天的数据，排在第一的既不是中国，也不是美国，而是人口不到300万的亚美尼亚，中国排在第42位，美国排在第32位。有人认为这反映了各个国家全民体育的水平，其实也未必严谨，但它至少通过对奖牌数字的妙用，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视角。为什么不按照这个思路，继续提供更多视角的排行榜呢？比如性别金牌榜、年龄奖牌榜、地区银牌榜、学历奖牌榜、体育预算金牌榜、个人收入奖牌榜，等等。假如媒体同时提供多种多样的排行榜，就可以淡化国家之间的过度竞争，同时让奥运会的比赛数据变得更加有趣，也具有更多的社会认知价值。

标题：美国地震专家：短期临震预报是世界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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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地震专家：短期临震预报是世界性难题

2008-05-20 23:33:57　来源: 新华网(北京)　网友评论 968 条点击查看

　　核心提示：美国地质勘探局地震学家露西尔·琼斯日前表示，地震短期临震预报仍是世界性难题，精确预测地震的震级和时间目前还无法做到。

新华网华盛顿5月19日电 美国地质勘探局地震学家露西尔·琼斯日前在接受本网记者专访时说，地震短期临震预报仍是世界性难题，精确预测地震的震级和时间目前还无法做到。

精确预测地震震级和时间尚难做到

对地震的精确预测，不仅要预报出准确的时间和地点，还应该预测出震级。琼斯认为，目前世界上还没有这样的技术。

科学界普遍认为，有地震必有断层，有断层必有地震。因此断层的空间分布属于地震预测领域极为重要的信息。目前人类对于断层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琼斯说，与大地震相比，地质断层会频繁发生一些没有大碍的小地震。因此，这就又对地震预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不仅要预测时间，还须预测震级，这样的预测才有实际意义。当地震发生时，震中沿断层断裂，裂得越远，震级就越大。地震发生时震级的大小，和诱发地震的因素之间不存在关联。在地震开始之前，有关地震震级大小的信息是无法通过对地层的监测获知的。

在中国以及世界其他一些国家，都有不少地震震前预兆的民间说法，比如动物的异常行为、奇特天象出现等。琼斯说，这些说法到目前为止，都缺乏十分确凿的科学依据。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即便这些异常迹象可以作为预报地震的参数，地震监测人员也不能仅仅依靠某一个单独的异常事件做出地震预报，因其可能只对应极小的发震几率。一旦误报地震，损失往往同样惨重。

历史上唯一的强震临震准确预报仍缺乏理论依据

琼斯说，历史上迄今最准确的一次强震临震预报是1975年中国辽宁海城地震。但第二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说明，海城地震预报的成功经验仍缺乏理论依据。当年《美国地震协会公告》曾评价说，“海城地震的预测，是结合了经验主义分析、直觉判断和好运气，这是预测地震的一次尝试”。

琼斯说，从地震专业角度看，地震的长期预测是可以实现的，这主要基于地震学家对断层历史的研究。这种长期趋势性预测主要预报一个地区在未来几年或几十年内发生地震的可能性和最大震级。长期预报的主要作用是指导该地区的建筑物抗震设防，假如预测未来50年内，某一地区可能会发生一次8级大地震，那么这个地区的建筑物基本上就多要按照这一抗震标准建造。日本作为地震多发国家，长期预报的研究工作居世界前沿，建筑物的抗震性都十分科学。美国也做得比较好。

琼斯说，“短期的临震预测十分困难，除非有‘前震’发生”。地震的发生通常都伴随若干次余震，具有“丛集性”。琼斯介绍说，在一系列地震中，震级最大的地震为主震，紧随主震且震级小于主震的地震都称作余震，主震之前发生的地震称为前震。不管是前震还是主震，只要从时间顺序上讲系第一发生的地震，就被称作“第一事件”。琼斯说，在“第一事件”之后，紧接着发生另外的地震事件的可能性要比通常情况下高得多。也就是说，余震相对而言有可能预测。

琼斯说，目前世界各国在余震预报技术方面相对要好得多，尤其中国在这一领域更为先进。而在美国，比如地质勘探局就有一个不断更新的专门网页，显示未来24小时内地震高发的加州全州发生“有强烈震感”的余震的可能性。

分析汶川地震损失惨重的原因

琼斯研究龙门山断裂带已有25年。琼斯说，龙门山断裂带是中国西部断层系统中的一部分，在地质历史上，它的形成是由于印度板块向欧亚板块不断俯冲积压，青藏高原抬升，隆起的部分向东移动挤压。与附近的其他断裂带相比，长度要小很多，但长期的挤压隆升使它的纵深深度较大。断层间的接触面足以蓄积足够的应力产生地震。

琼斯说，龙门山断裂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断层带，“它被认为是中国境内最危险的断裂带之一”。而且龙门山断层带属于活跃断层，以每年若干毫米的速度在移动，今年的研究记录显示它今年来每年移动15毫米。从地质学上来讲，每年15毫米已经算是很快的。

琼斯说，像这次汶川大地震这么大震级的地震，能够在瞬间将一幢砖木建筑夷为废墟。砖块受到震动时，砖缝之间的灰浆就瓦解了，随之建筑物倒塌，造成人员伤亡。琼斯说，在中国广大地区常见的砖木房建筑物是在地震中最易受损的建筑类型之一。 (本文来源：新华网作者：张忠霞)

标题：写给教育部:这才是最真实的教育你们为何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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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蒙流浪者

尊敬的教育部官员们：

　　你们好。

　　我是乌蒙流浪者，一名普通教师，一个曾经的支教志愿者。五年前，和你们一样，我曾经因为扶贫支教而在仕途上飞黄腾达，但我最终选择放弃仕途，回到了三尺讲台，回到了偏远的山村学校，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坚信教育是这个尘世中最后一片净土。随后的日子里，我一次又一次地离开繁华都市到遥远的山村学校支教，去体味一名教师单纯的快乐和中国教育的点滴进步，但不幸的是，我感悟更多的是中国教育沾满尘灰的现状。对于教育，我也许没有你们所拥有的高深的，让人费解的理论，但我坚信，在中国最贫穷的山村学校持续四年的支教生活以及我对山村教育进行的不间断的调查报告，我比你们更了解教育的真实现状，我现在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事例都是在偏远山村真实发生的，如果可能的话，我可以将近二十万字的山村教育调查报告（也是我的支教日记）提供给你们作为参考，让你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近五六年来教育界触目惊心的变化，但你们能坦然在面对吗？能实事求是地对教育的现状进行反思吗？说实话，当你们宣称教育改革取得成功的时候，作为一名在教育第一线的教师，我感到震惊，当你们宣称我们的高等教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时候，我感到透心的冰凉。在贵州山区支教这么多年，我亲眼目睹了山村教育在形式主义的侵蚀下步步下滑的现状，功利主义，形式主义和虚假主义让我们的基础教育遭受伤害，也让我们的高等教育在大规模，高收费的外衣下有其名而无其实，披上了一层华丽的，薄如蝉翼的金缕玉衣，而它的背后，则是难以数计的寒门学子的苦与泪。

　　今天，我不想说我眼中的山村教育的现状，我想说的是高等教育的高收费和产业化以及这种产业化对山村基础教育所造成的难以弥补的伤害。是的，山村学生的高辍学率主要原因是贫穷，但我更想这样说，现在山村学生的高辍学率是因为“恐惧”，对大学天价学费的“恐惧”，对背负一屁股债完成大学学业却无法在毕业后找到工作的“恐惧”，而正是因为这样的“恐惧”，导致贫困山区的辍学率越来越高，无数的山里孩子连小学都没读完就外出打工，超过70%的学初中学生放弃了高中阶段的学习。我们都很清楚，现在的大学校园里的农村大学生比例越来越低了，是的，我相信，在现实的高等教育制度下，大学校园里的农村学子会越来越少，因为绝大部分农村孩子在高中阶段，初中阶段甚至小学阶段就被未来大学的天价费用吓退了，他们可能连温饱问题都尚未解决，当然就没有资格保留读大学这样奢侈的梦想。

　　五年前，我曾经以“知识改变命运”这样的话语去激励我的山里学生，但我不得不承认，在现实的教育体制下，知识或许改变不了山里孩子的命运，辍学打工或许是最适合那些极度贫寒的山里学生最好的生存出路。你

昂的收费和低劣的质量玷污得无影无踪了。支教的日子里，我目睹过山里孩子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挂在眼角的泪水，目睹过苦难深重的山村父老喜极而泣的表情，为了能让孩子读书，他们不得不变卖微薄的家产，甚至借高利贷！破败的草屋是他们的栖身之所，土豆是他们一年的主粮，他们难得吃上新鲜肉，他们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这些景象你们见过吗？你们相信吗？也许你们不相信，因为你们一辈子也难以涉足如此偏远贫寒的山村，你

大都是经过粉饰的虚假景象，你们绝对不可能看到真实的教育以及真实教育下普通百姓的悲伤苦痛。大学，曾经是山村父老和山里孩子的美丽梦想，但现在，它竟会成为山里乡亲和山里孩子生命的绞索（贫寒学生或者他们的父母因为无法筹积学费而自杀的悲剧几乎每年都有发生。）的确，我们的大学教育是足够繁盛，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多的大学生人数，可是，我们想过没有，这样表面繁盛的高等教育背后埋藏着多少来自普通百姓的苦痛和泪水？

　　质疑大学高额收费的声音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你们都听到了，可是，大学的收费还在一年一年地上涨，越来越多的大学依然在变着花样从学生身上获取最大的经济收益。我们身上的衣，嘴里的粮都来自于父老乡亲的辛苦劳作，然而，这些一生一世劳苦的乡亲们数十年的收入还不够支撑孩子四年的大学费用，他们辛辛苦苦养活了我们，但他们却贫寒得连孩子的学费都无法支付，这该死的收费标准是谁制订的？是否举行过价格听证会？是否考虑到绝大部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也许你们可以找出千百条理由来进行辩解，但如果我们国度里的绝大部分家

部副部长的张保庆也承认，他夫妻的收入供养一个大学生有些困难，中国的高校收费的确有些高了。其实，高等教育的收费岂止是有点高了，而是高得离谱，高得足以让那些贫寒学子和他们的父母感到绝望，你们也意识到了，可是为什么不进行适度的修改呢？是大学教育真的已经完全市场化了，商品化了，还是我们的政府机构无视千百万贫困百姓的利益如草芥，无为而治呢？

　　其实，还有一件更为悲凉的事实在贫困山区蔓延。“背一屁股债读大学，读了大学还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工资也不高，还不如早点出去打工挣钱”，这或许是父老乡亲最为简单的辍学逻辑。在当今的贫困山区，“读书无用论”和“读书致贫论”可能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严重。我们还是以事实来说话吧，在贵州支教的四年中，我亲眼目睹了辍学率一年高过一年的情况，居然有那么多有小学生辍学外出打工，中学阶段的辍学更如决堤之水不可遏制。我任教的那两个班级在初一时有190个学生，而三年之后仅剩下了90余人，每个学期我都会亲

经激情满怀的志愿者心中的伤感和无奈，是谁制造了这样的境况，又该由谁来为此承担责任？

　　去年，我支教时成绩最好的一个学生林菊到深圳打工来了，接到她的电话，我真的感到很悲凉，悲凉的不仅仅是我付出如此多心血培养出来的学生终究没有完成学业，更因为我们的高等教育制度，高昂的收费不仅仅扼杀了山里孩子的前途，也扼杀了一个支教志愿者的努力和希望，直到现在，每每想到这件事情，我就感到失望。

水线上劳作，他们提前离开了学校，汇入都市滚滚人流之中，她们本应当捧起书本的手却摆弄起冰凉的电器元件。林菊曾经给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成绩越好，我妈就越担心，越烦我。”也许在很多人心中，这是一句平常的话，但我在心中，这是我永远都无法忘记的一句话，孩子说这话时眼中的泪珠，脸上的绝望都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心里，是我四年支教生活中最震撼良知的印记。尽管我向她的母亲承诺我会想办法资助孩子大学阶段的所有费用，但当我离开山村小镇后，她的母亲终究还是让孩子辍学打工了，她不相信我，也不相信孩子可以通过读大学，获取知识来改变命运，当然，我知道真正让她恐惧的还是大学阶段的天价费用，那足以让她全家整整劳作十余年不吃不喝才能凑齐。

　　当然，面对越来越多贫寒学子无法圆梦大学的境况，你们给贫困生提供了贷款。我并不否认这的确给部分学子打开了通往大学的门，但当老百姓连吃饭穿衣都很困难的时候，他们会让孩子背着一屁股债去读大学吗？更何况很多寒门学子在初中阶段，高中阶段就被天价的大学费用吓跑掉了。在我看来，助学贷款不是解决贫困学子上学的根本之策，这是一个表面上很温情但实际上很冷漠的政策，大学日子一天天地流逝，但寒门学子背负的债务却越来越多，他们走出校门，在就业形势越来越差的形式下，在毕业即失业的现状下，他们很可能要在漫长的还债路上艰难的行走很长的时间。

　　幸运的是，在中国，寒门学子获得了来自越来越多的人的关爱和资助。徐本禹，一个在贵州群山深处支教数年，把青春给了山里孩子的志愿者；丛飞，一个资助了一百多名孩子，癌症病魔缠身并因此付出生命的普通歌手，他们延续着山里孩子求学的梦想，他们曾经因此感动了无数的中国人，然而，这些感动之中又包含着这个社会的多少凄凉，辛酸和无奈？这段时间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每天都会在《共同关注》这个栏目里介绍贫寒大学生

动中来。是的，贫寒大学生应当获得资助，我也会参与其中，但是，我必须说明的是，越来越多的个人和群体参

会道德水平进步了，但教育制度却退步了，反映了一部分公民的仁爱的善良，却映衬了教育教育制度的冷漠残忍。在我们一次次地被徐本禹，被丛飞的事迹感动的同时，我们的某些政府部门是否忘记了自己的应当承担的责任？是谁造成了读书成为绝大多数家庭无法承担的负重？是谁让大学成为收钞机？是谁才最应当为这些贫困学生提供资助？我希望我们的主流媒体在宣扬捐资助学的感人事迹的同时，也不要忘记给政府机关善意的提醒，中国的大学，终究会被所谓的规模和所谓的产业化所侵蚀，所摧残，所颠覆。

　　依靠捐资助学始终都不是解决教育危机的根本办法，我甚至想，如果哪一天我们的大学生不再需要资助了，我们的每一个寒门学子都可以享受到公平的高等教育了，这才是教育之福，也是中国之福。大学本就应当这样，如果因为经济的贫困让一个个贫困学生在中学甚至小学就放弃了求学的梦想，是不是悲剧呢？

　　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让我们为那些有幸进入大学校园的贫困学生祝福吧，也让我们为那些因为家境贫困而提前终结大学梦想的千百万山里学生祝福吧，我也相信，知识未必就能改变命运，读书也不是唯一出路，在现实的教育制度和就业形势下，打工或许是一条更适合贫寒娃了的出路，那里同样可以奋斗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当然，教育部的官员们，我更希望你们能行动起来，尽快剥下披在教育身上的那层薄如蝉翼的金缕玉衣，还教育一片纯洁的天空，必境，大学不是敛财工具，象牙塔里充斥着太多的铜臭味是可悲的，也是可耻的。
　　
　　（后记：很抱歉，如果你们能看到这个帖子的话，你们也许会感到愤怒，作为一个普通教师，我也许没有资格在这里对中国教育，对你们指手画脚，我也承认在中国搞好教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教育官员和专家为此呕心沥血，功绩卓著。但是同样做作一个老师，我必须说出我看到的，听到的关于教育的点点滴滴，我曾经在仕途上为官几年，我知道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无所不在，但是教育必须保持洁净之身，必须实事求是，必须做得最好，因为我们的孩子都要进入学校，都要接受教育，孩子不能成为商品。支教四年来，我接触过很多电视台和报社记者，但同时我也拒绝了所有记者的采访，这并不是自命清高，而是我不能容忍那些记者只是为志愿者歌功颂德，而不敢把笔触和镜头对准教育的种种问题，不敢说真话。我把这些文章拿到网络这个虚拟空间来发表，也是没有办法，主流媒体是不会刊载我的文章的，尽管我的文章都是我的经历所汇聚的，是真实的，也是震撼良知的，良知？似乎离我们这个社会越来越远了。也许你们同样会认为这篇帖子只是一个老师的牢骚怨言而已，那也没什么，我相信这就是中国教育的真实现状。）
　　
　　让我们关注教育关注学生，用我们尚存的良知，也用我们一点勇气，也许这会付出很大代价。

标题：上海俚语的殖民地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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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大可

这里公布的是我研究上海殖民地核心语词（中文和英语的混合结构，即所谓的洋泾浜英语）所得出的词源学结论（部份结果曾经在十五年前发表在上海《采风》杂志和《新民晚报》），这些语词原先都是江湖隐语，以后才泛化为市井俚语，并且继续成为当下上海方言中最有活力的部分。

我所见到的上海方言词典之类的工具书，对这些俚语的来源不甚了解，解释可谓谬误百出。例如，“门槛精”就被望文生义成“门槛”这个建筑部件，并且由此引申出对“门槛”语义的荒谬解释，成为一则典型的学术笑料。其实，“门槛”仅仅是一个注音词而已。上海方言的研究，就此被可笑的学院派学者引向了歧途。这是方言的悲哀，也是地方文化遗产走向末路的象征。

【门槛精】

MONKEY，英语“猴子”加上汉语词根“精”，猴子精，引申为聪明的、精明的，构成典型的洋泾浜英语。其构词法得基本规则，就是英语读音的中文译名，再加上一个汉语词根。其它与此均可依次类推。

【赤佬】

CHEAT，欺骗，和中文“佬”的混生词语，一个鲁迅时代最流行的洋泾浜俚语。

【小（老）开】

小（老）KITE，大小“骗子”之意，以后引申为对有钱人的泛称。

【戆大】

GANDER，傻瓜，呆鹅，糊涂虫，引申为受骗者，现被北方人读若“港都”

【混枪势】

“混CHANCE”，CHANCE，机会，混枪势就是混机会，也引申为浑水摸鱼，等等。

【发嗲】

“发DEAR”，DEAR，亲爱的，可爱的，引申为娇柔的，撒娇的，媚态万千的。

【轧朋友】

“GET朋友”，GET，搞，得到。搞女人，结交异性）。“轧”是一个普遍运用的动词，可以进行各种自由组合，如“轧闹猛”（凑热闹）。

【拉三】

LASSIE，少女，情侣，引申为妓女、卖淫者或生活不检点的青年女子。

【慕客】

MUG，流氓，引申为嫖客。

【大班】

大BANKER，大银行家，引申为大老板、富豪。

【退灶私】

“退JUICE”，JUICE为油水和钱财，“退JUICE”的本义，是流氓退还敲诈得来的油水与钱财，后引申为丢脸、失面子。

【克拉】

COLOUR，色彩，引申为时髦的、衣着光鲜的，现仅由于形容上海老小资――“老克拉”（又记为“老克腊”）

【接（划）领子】

“接LEADS”，LEADS，LEAD的复数形式，意为提示，暗示，线索。接LEAD，即得到示暗示或暗示（“划”为上海方言，意为给出、抛出）。

【着台型】

（衣）着DASHING，DASHING本义指穿着打扮很漂亮，后引申为出风头、自我表现，自我炫耀等。

【哇色】

WORSE，更糟的，更恶劣的，被引申为专门形容心情的难受和恶劣。

【落佻】

ROTTER，英国俚语，指无赖、下流胚、可恶的人、讨厌的家伙，名词。后转为形容词，意为无赖的、无耻的、下流的、卑鄙的。

【噱头】

####，大便、胡说、谎言、大话，蹩脚的商品或表演，引申为吸引观众的低级趣味的表演，引顾客上当的骗局，以及各种华而不实、哗众取宠、引人发笑的手段。

【嘎三壶】

GOSSIP，聊天，闲谈。

【邋遢】

LITTER，杂乱、四下乱扔的东西，在公共场合乱扔废物的人，引申为形容词：杂乱、凌乱和不修边幅。

标题：被遗忘的数千冤魂——记１９６８年湖南邵阳县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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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时事点评

创建于：2006-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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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清涟·

　　“文革”给中国人带来的痛苦，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仅仅是从文字描述中去感受，无论怎样，都会显得肤浅、轻飘。

　　１９６８年道县传来杀人消息

　　我生长于革命之乡——湖南省，自幼一直接受“红色”教育，耳濡目染的一切，使我对“革命”充满了崇拜与憧憬，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也以一个孩子的纯洁热情欢迎。

　　这种热情一直持续到１９６８年。那一年湖南省的道县、邵阳县相继发生了两次大屠杀，从此以后，我对“文革”的本质有了自己的认识。

　　１９６８年，“文革”正如火如荼，我当时年仅１２岁。“停课闹革命”使孩子们无书可读，我只能每天上街去读大字报和传单，努力用自己稚嫩的心灵去理解那个动荡不安的世界。

　　五月的一天，我又象往常一样在街上看大字报。一张传单赫然入目，标题是《请中央军委赶快制止湖南道县的大屠杀》。传单的作者列举了１９６８年４至５月发生在湖南省道县的一连串集体屠杀事件。传单的作者陈述说，１９６８年，道县的一些革命组织与贫下中农为了防止阶级敌人趁机作乱，将所谓的“二十一种人”及其家属定名为“黑杀队”（意指他们想屠杀工人、贫下中农），一律杀无赦。由于道县革命群众组织将屠杀“黑杀队”视为“革命表现”，而“二十一种人”及其家属又为数不少，自然是诛不胜诛。其结果就是传单上所写的：道县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尸体，堆在城墙边没被掩埋的就有上千具，都已经腐烂发臭，成堆的苍蝇在尸体上飞来飞去，一些尸体已经长满了蛆虫……”，作者说，他本人是一个原籍道县在外地工作的普通干部，回乡后看到如此惨状，经过私下调查，了解到这些被冠以“黑杀队员”名义的人，几乎都是无辜者。因此作者冒着生命危险，印制了这些传单，吁请中央军委赶快出面制止这种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传单上的消息并非传言。一天晚上，我父亲一位朋友悄悄来我家，将我们这些孩子屏退后，告诉我父亲他在道县出差时的所见所闻，并且预言“这股风说不定什么时候要刮到邵阳这边来，如果有可靠的亲戚在外地，将孩子们送出去躲一躲，过了风头再回来，免得斩草除根。”我躲在窗外听壁脚，却不敢问父亲。那位朋友走了后，当天晚上父亲一整晚没合眼，看着早被抄得徒剩四壁的家，枯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

　　邵阳县贫下中农效法道县屠杀

　　道县屠杀的血腥味很快在湖南省上空弥漫，邵阳市管下的邵阳县很快效法道县，有组织、有计划地屠戳“二十一种人”及其家属。为了斩草除根，还要将这些人家中在外工作的子弟抓回一并屠杀。邵阳市与邵阳县城相隔只百余里地，不少人就来自于邵阳县的“二十一种人”家庭。邵阳市因此也陷入恐怖之中。半夜三更，大街小巷经常传来砰啪砰啪的打门声，女人孩子的哭喊声与抓人者的喝骂声。所谓“二十一种人”的家庭惶然不可终日，唯恐这种不测落到自己头上。白天，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交流各种信息：某人家里又被邵阳县来的农民抄了一次，但人因不在家没被抓走；某人已经被老家来的农民抓回去；某人已经被抓走好多天，家属交了赎金，单位也派人去领人，却没见到人的踪影，不知是死是活……，如此等等，尽是一些让人揪心的消息。

　　我家附近一位不到二十岁的男青年，被其祖父所在生产队的农民抓走，路上试图逃跑，结果被几位农民用锄头活活砸死在江湖大堤上，曝尸几天后无人收尸，还是几位街坊帮助收的尸，没有钱买棺木，拿床旧棉被卷裹入土。他的母亲那天是外出做工，侥幸躲过，但后来思儿心切，眼睛哭得半瞎，人也变得疯疯傻傻，半年不到就死了。但也有一些人比较幸运：与我家同院居住的一位在水利局工作的覃姓干部，被他老家的农民从家里五花大绑地抓走，其妻姚某闻讯从其上班的商店赶回，骑单车尾随其后，因农民也不认识她，故此没提防。到了南门口，农民们将覃捆在路边的电线杆上，自己进店里吃面。姚某趁机从一家肉铺里拿了一把屠刀，将绳子割断，让丈夫骑上单车逃走，而姚则被农民们抓住将腿生生打断，她所在的副食品公司闻讯后派人将其抬送医院；还有市运输局一位刘司机，住在运输局家属院里，当他老家几十位农民来他家抓人时，刘妻见势不对，立刻跑到邻近的大徒弟家中求援。而刘司机的大徒弟正好是运输局工人造反派头头，马上带上几个工人拿上棍棒先上刘家阻拦，另派人召集大队人马增援，结果一场恶战，邵阳县老家来的农民“强龙不敌地头蛇”，被打得狼狈逃窜，四十岁刚出头的刘司机也得以保住一条命。

　　抓的人多了，邵阳市一些大型国营单位为了保住老家在邵阳县的本单位职工及其家属不受杀害，腾出房子或者招待所让这些人全家住到单位里来。而农民们因无法进入这些单位找人，这些人才算是生命无虞。我另一位朱姓邻居在运输公司工作，就是在刘司机的事情发生之后，全家搬到单位里面避难，每晚住在办公室里，直到半年之后，杀人风潮完全平息后才敢回家居住。

　　但这种被单位保护起来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单位没这种条件，只能自已想办法投靠与邵阳县毫无瓜葛的朋友或者亲戚家中。在这种人身安全毫无保障的恐怖状态中，邵阳市的“二十一种人”及其家人，终日战战兢兢，不知自己能否活下来。

　　资江河上漂流的无名尸体

　　邵阳县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终于让人们看到了“成果”。由于被杀的“黑杀队员”实在太多，掩埋尸体成了革命者一大麻烦事，靠近河流的村庄就将尸体弃置河中“水葬”。资江河流经邵阳县与邵阳市，邵阳市地处河流下游，于是邵阳市境内的资江河中，每天有几十具乃至上百具尸体顺流漂下，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死状奇特。一时间邵阳市万人空巷，倾城出动。资江河靠城市这边的南岸上每天站满了黑压压的人群，等着观看从上游陆陆续续漂下来的尸体。邵阳市当局发了恻隐之心，下令邵阳市公安局处理掩埋这些无名尸体。市公安局则招募邵阳市郊区的农民打捞，每捞得一具尸体发一床草席包裹掩埋，支付十元人民币做为报酬——当时国营企业工人有８５％左右的人每月工资为３６元，集体企业则只有３４元，三年学徒工期间每月工资２０元，五保户每月生活补助仅五元，所以这十元钱在当时比较吸引人。

　　我记得当时正涨洪水，资江河上浊浪滔滔。一些胆大的农民就带上工具，站在河岸打捞，而有些水性好且家里有船的就将船驶至河心打捞。位于资江河畔的邵阳市北塔公社有一家人三兄弟一齐出动，据说挣了好几千元，事后各盖了一栋瓦房。当时一千几百元就可以盖一栋简陋的砖瓦房。

　　残忍的杀人手段

　　笔者当时年仅十二岁，也曾跟着大人去看过两次，留下的恐怖印象可谓终身难忘。那些打捞上来的尸体死状千奇百怪，充分展现了杀人者对杀人手段的创造性。有用绳子捆绑成粽子状的；也有捆成四足攒蹄式，再在脖子上套根绳索的；有面部血肉模糊已经难于辨认面目的。印象最深的是两组连成一串的尸体，一串是用粗铁丝从五个死者的两耳中穿过，两女三男，一位老年妇女，一位小孩，三个成年人。另一串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子与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估计是母子俩。两位死者的手指均用粗铁丝穿过，连在一起，女死者浑身赤裸，乳房被割去一只，阴户也被用刀挖去一块。当这两串尸体被捞上河岸时，不少围观者都为之掉泪。我看了这些惨不忍睹的景像之后，一连几天都做恶梦，吃不下饭，以后再也不敢去资江河岸观看这类惨象。

　　尸体大量漂流延续了半个月左右。当时各种传言四起，有人说自来水厂从河中抽上来的水里有人的断腿，吓得邵阳市的市民再也不敢饮用自来水，我家院中的水井旁边每天挤满了提水的人，本来水很旺的井每天被提得见了井底，一直要到过了一晚才又蓄满水。我们这些井的主人也得趁天未亮时赶紧提水，否则提水的人一多就用不上水。一直到了六月下旬，河上漂浮的尸体日见稀少，自来水厂又在厂门口贴出公告，说水质已经恢复卫生标准，前来提水的人才随之减少。

　　而到了这时，邵阳县大屠杀的传闻才渐渐具体起来。我曾听一位亲眼看过大屠杀的中年男子叙述这次大屠杀的起因和他所了解的具体过程。这位男子是个公社干部，据他说，屠杀所谓“黑杀队员”是接到上面命令的，但是现在已经不准任何人向外提起这点。具体的杀人行动则由生产大队党支书和民兵营长牵头，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的成年男子一律参加。杀人的方式五花八门，有用锄头、棍棒活活打死的；有勒死、闷死的，还有活埋的。也有将被害者的头按到水缸里活活呛死的。这些方式都还比较文明。杀到后来，这些普通方式已经无法激起杀人者的快感，便有种种翻新的花样：割乳房、挖舌头、将一家人用铁丝串起来活活丢到河里。最残忍的是将煮饭用的铁锅（湖南几十年前用的一种煮饭锅，上部是圆柱形，下部平底，呈圆锥状）烧红后罩到被害者头上，受害者往往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就人事不省，等铁锅取下时，头皮与脸部肉已烧成半熟，严重者头脸部肌肉成块状脱落。这种尸体曾经被捞上来过，其面部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但当时邵阳市的围观者无人知道是这种杀人者发明出来的“铁板烧”酷刑所致。女人们的遭遇自然更惨，不少女人死前还要受到各种凌辱。这位中年男子亲眼见过一个女中学生被凌辱后处死的场面，他说：“将那女学生抓进里屋去的时候人还水灵灵的。两个多小时后拖出去处死时，浑身赤裸，全身血污，半死不活，只剩下一口气了。”我问这位男子为什么不劝阻？他心有余悸地说：“那种场合，人都象疯了一样，谁要劝阻，谁就被当作和地主富农一路人，不杀了才怪。我只能做到自己不动手，有时候能够不去就不去，哪有胆子去劝阻。”

　　而一些迟迟不动手杀人的生产大队被视为“不革命”，自有“革命者”找上门去代为杀人，报酬是被害者家中的所有财产，生产队还要付出公有的粮食与猪等。到后来，“红色恐怖”所到之处，竟有这样的威力，一些地主富农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害怕死前遭受各种凌辱与折磨，便全家自行了断。叙述者讲述这些事情时心有余悸，听者也闻之悚然，真不敢相信人间竟有如此同类相残之事。

　　一段被刻意遗忘的历史

　　事隔多年之后，中国终于开始“拨乱反正”，为一些冤假错案平反。但对１９６８年邵阳县大屠杀以及道县大屠杀却始终没有任何政府部门组织人调查平反。邵阳曾有人在市中心邮电局门前的墙上张贴过要求追查杀人罪行的大字报，但结果是这些人被当局以“书写反动标语”罪名拘留，有的还判了两年刑。据知情者透露，此案难查的原因一是牵涉面太广，参与杀人的人太多，从当时县武装部长到大队书记、大队民兵营长及民兵均涉杀人罪行，如果追查，株连太多。自古云“法不治众”。为了避免动乱，不宜再追查此事。二是由于被害者多是斩草除根，少数幸存者也有如惊弓之鸟，没有人代为申诉，故此这事也不了了之。在任何官方文件中，１９６８年邵阳县大屠杀一案均不存在。

　　但我一直认为，中国当局未为这被杀的数千冤魂平反，还有一个中国人无意正视的原因：从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地富反坏右本来就是政治贱民与被镇压的对象，他们的生命无论是在当局还是在普通人眼中，本来就有如草芥。

　　一个不会忏悔的民族决不会是一个有前途的民族。对“文革”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自我毁灭运动，中国当局一直列为学术禁区，不允许研究，至今还只有一些人士通过个人努力在抢救有关“文革”的历史记忆。而已有的一些中国官方允许出版的涉及文革经历的回忆录，至多只看到当时对高干、高知及其家庭的迫害，但这些生命被剥夺的成千上万的政治贱民，却几乎无人提及。

　　但对于我来说，那次大屠杀所弥漫出来的暴戾之气却一直紧紧压迫我的灵魂。我感到自己有责任为这几千被残暴剥夺生命的无辜者树立一块文字的纪念碑，让活着的人永远不要忘记这耻辱的一页：在“文革”那个疯狂的年代里，数千无辜者曾怎样被荒谬残暴地剥夺生命，而中国当局与杀人者又是怎样缺乏检讨罪过的勇气。

　　作者谨识：本稿最初以“沈默”之笔名发表于香港《当代月刊》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１５日，现略作修改。

　　注：所谓“二十一种人”，是中国共产党在文革中划为管制镇压对象的二十一类人，笔者至今能够记忆的只有十类，即地、富、反、坏、右、军、警、宪、特、匪，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军官与士兵、警察、宪兵、特务、土匪等。还有十一种是什么名目，笔者已经不能凭记忆写出。

标题：西藏水救旱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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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其它

创建于：2006-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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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迅

中国大陆缺水严重，目前正上马的「南水北调三线工程」存在许多问题，退休专家郭开提出用西藏之水救中国的「大西线藏水北调方案」，建议从海拔三千五百八十米的雅鲁藏布江引水向北流入黄河，水质、水量、造价、受益面积均比现行方案优胜，引起中南海关注。

中国最缺的是什么？水。什么可解中国之渴？答案可能是西藏之水。一百一十八位将军和七百多位专家学者多次向中南海陈情，要求启动「大西线调水工程」，用西藏的水救干旱的中国。这项构想透露北京「再造中国」的宏大战略意图。此外，由于中国与欧洲、非洲、中东、东南亚的交通向来过度倚赖马六甲海峡，「大西线调水工程」有助打开直通印度洋的通道，在战略上有重大意义。此举不仅引起境内的争论，也引起邻国的关注。不过，对于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仅仅依靠理论分析和有限的地质查勘，论证难免会受质疑。「大西线调水工程」比三峡工程规模还要大，应该成为全民公共议题。首先就必须把调水工程的信息告诉全社会，由全民参与讨论。

二零零六年春中共中央办公厅开列的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推荐阅读书目中，《西藏之水救中国》排列第一。陈述「大西线调水工程」的二十一万字《西藏之水救中国》一书，由军旅作家李伶花了十七年写作完成，中国长安出版社去年十二月在北京推出。书出版后不久，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已阅读了该书。温家宝就该书作了三次批示。今年二月十六日温家宝给国家水利部的批示：「恕诚、基尧：请认真研究大西线，附节录《西藏之水》，请阅」。

今年三月两会提议案

二零零六年三月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两会）期间，政协委员李国安将军（长期担任北京军区给水工程团团长、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有数十年找水和生态建设经验）及一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段大猷连手提出「大西线工程」议案、提案，或在分组会上阐述「大西线引水工程」理念。三月八日，七十三岁的水利专家郭开，来到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政协常委安启元驻地。与郭开同岁的安启元，曾任陕西省委书记、陕西省政协主席。他已经连续八年为解决陕西用水问题，在全国政协会上提交提案。郭开向安启元介绍了「大西线调水工程」，安启元说：「水问题是陕西发展的瓶颈，希望大西线的水能早日进入陕西。」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二零零六年三月到医院探望他的老上级、北京军区原政委刘振华上将，刘振华专门谈到刚出版的《西藏之水救中国》一书引起的反响和「大西线工程」，徐才厚听了后表示，中国用水是大问题，一定支持。二零零五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和副主任郑新立约见郭开等人，了解大西线引水工程民间运作情况，提出「加强舆论宣传」等意见。事后，郑新立多次询问《西藏之水救中国》一书的研讨会安排，表示届时参加。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城市缺水只在中国大陆个别地区和个别年份发生。七十年代后，缺水城市不断增加，至九十年代初，全中国大陆有三百多个城市缺水。中国是全球公认的十三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目前中国淡水资源总量约为二万八千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四位，但人均只有二千三百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位列世界第一百二十一位。

江南杭州也属缺水市

国家水利部副部长矫勇今年五月承认，全国六百多个城市中有四百多个存在供水不足问题，其中比较严重的缺水城市达一百一十个。今年三月，杭州市林业水利局总工程师胡洪志承认该市「是一个相对缺水的城市」，从二零零三年到二零零五年，杭州连续三年进入枯水年份。环保组织「自然之友」认为，洪涝灾害、水污染、水土流失、水生态破坏、水浪费，也是中国水资源缺乏加剧的重要原因。水利部预测，到二零三零年中国人口将达到十六亿，预计用水总量为七千亿至八千亿立方米，但届时人均水资源量仅有一千七百五十立方米。

「十年九旱」是中国北方农村的流行语。山西省大同市一个乡的十一个村的年人均粮食产量二百多公斤，他们主要是靠抽取地下水灌溉农田，在黄土高原的不计其数的机井地下水已经干涸而被废弃，村民们几乎不洗澡也很少洗衣服，洗过脸的水还得给家畜饮用。

调水治沙才是良策

华北平原地下水位每年以二至三米的速度下降。中国大陆现有荒漠化土地二百六十四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五，国家每年投入一千亿元人民币（折合约一百二十五亿美元）用于控制荒漠化，结果却是全国政协委员马志伟所说的那样：局部改善，整体恶化。「以林治沙，越治越沙﹔调水治沙，才是办法」，这是众多学者的观点。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草场沙化不断蔓延，已出现二百二十公里的流动沙丘带﹔甘南天然牧场九成出现退化，五成五的草场已成裸地，不出十年，甘南草场乃至青藏高原东部将成为中国第四大沙尘源。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首席科学家王涛指出，「以林治沙、以林防风」并非万应灵丹，九成沙漠化地区年降雨量不到四百毫米，达不到植树造林的条件。

退休水利专家郭开，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研究「大西线藏水北调方案」，提出「唯一能救黄河的是大西线藏水北调，引雅鲁藏布江水入黄河，引水到西北、华北，绿化沙漠十亿亩，才能控制沙化趋势，根本改善国家整体生态环境」。他的治水方案引起中共党政部门关注，缘于一九九八年时任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一份批示。

郭开撰写的报告由原国家计委特邀顾问周子健举荐给江泽民，题为《关于大西线南水北调工程》。报告指出，「要解决北方干旱、黄河断流，每年须引水二千亿立方米以上」，这些水来自西藏。他说，青藏高原是「湿岛」，印度洋上空潮湿的西南季风，在青藏高原三千五百米等高线以上地区形成降水，年降水量一千至二千毫米，东南部念青唐古拉山年降水高达二千八百至三千六百毫米，是全国大面积降水最多的地方。西藏地区以积雪冰川和地下水形态保有的水资源达六百八十万亿立方米，是中国最丰富的水源，其中只有千分之一形成径流。郭开建议，开掘「朔天运河」首期工程，即「大西线调水工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南水北调，统筹解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宏观决策问题。「朔天运河」指的是从西藏朔玛滩到天津的运河，这个名称是原国民党将军周济提议的。

郭开的方案认为引西藏之水有水文数据和实地勘查结论的扎实依据。「朔天运河大西线调水工程」引水区的集水面积达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年总降水量一点二万亿立方米。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等江河每年出境量六千三百六十六至八千一百零九亿立方米，可取水量三千八百亿立方米，保证取水二千零六亿立方米。西藏多冰川，大西线大面积的水库水渠对气温产生调节作用，约有六十九条冰川的末端侵入水库水渠，大大增加融水量，仅雅鲁藏布江和怒江、西巴霞曲、岗日嘎布曲诸河流域，即可增加冰雪融水量四百亿到一千亿立方米。

江泽民九八年作批示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郭开就提出「朔天运河大西线」设想，直到一九九四年，他提出较完整的「大西线调水工程」的方案。方案是从西藏的朔玛滩到天津之间开一条运河，将雅鲁藏布江水引向西北、华北和东北，总调水量二千零六亿立方米，相当于四条黄河的年流量。促成「郭开方案」而直达中南海最高决策层的关键人物周子健，最初是从《人民日报》的「内部参阅」中读到郭开的方案的，他认为，建立中国「水塔」，沟通江河联网，才是真正南水北调的战略目标，郭开方案有新意，是解决北方缺水的大思路、大手笔，符合中国地理特点。周子健曾任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是江的老上级，因此他给江写信推荐这一报告。

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四日，江泽民批示：郭开写的大西线调水工程「方案，乃国家百年大计，必须从长计议，全面考虑，科学选比，周密计划」。同年六月五日，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国务院办公厅主任王忠禹起草，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名义，经中央书记处书记胡锦涛签署，以文件形式，向党政军各界印发了《江泽民同志关于我国水资源问题的重要批示的通知》。二零零三年三月，一直关心研究进展的周子健病逝。

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副总理温家宝也作了批示。朱镕基组织了四十多位专家召开「大西线南水北调方案」学术研讨会。朱镕基指令组成专家考察队，批出一百万元人民币（约十二万四千美元），要求透过实地考察验证方案。于是，一支由水利部、国家计委、中国科学院、国土资源部、铁道部、林业部和西藏、四川、云南的专家学者十四人组成的「大西线南水北调考察队」，一九九九年五月赴藏考察。朱镕基对考察队的要求是「认真考察，注意安全」。

九九年考察达成共识

透过这次考察，考察队成员达成共识：一是资源充足。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不但水资源丰富，且流经地人烟稀少，水质好，无污染。二是调水路线畅通。大西线「南水北调」构想的核心是「水从高处往低处流」，水从雅鲁藏布江上的朔玛滩坝高程三千五百八十八米开始往东流，其高程逐渐降低，经输水渠、隧洞和倒虹吸，把「五江一河」沟通，可将水引到四川境内唐克镇附近的黄河中。三是工程虽大，但相对容易，移民和占用耕地少，工期短，投资少，综合效益突出。考察队专家认为，就目前中国技术力量、技术水平而言，完全可以胜任。

二零零二年，江泽民在主持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时说，今天中国水的问题很突出，「西线大调水，西部大开发，顺理成章，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集中力量建设大西线调水工程，以利推进西部大开发」。二零零四年一月，江泽民又说，研究论证大西线南水北调「是一件大好事」，西藏那么多水，白白外流，必须把这些水合理截留，引到西北、华北，「这是我们的责任」。

依地势水向低处流

「大西线引水工程」方案构思的地形依据是，多水的西南地势高，缺水的西北、华北地势逐级降低。从南向北倾斜，有利于区域间调水﹔方案是在西藏雅鲁藏布江朔玛滩，筑坝引水，串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到四川阿坝入黄河，联通青海湖，沿黄河至内蒙古，经岱河调蓄，入永定河，到北京，由天津入渤海。航道则由天津北塘起，经北京、大同、岱海、包头、银川至兰州，经大柳树水库枢纽港中转，利用河西走廊延伸航道到新疆出国，与国际运河接轨，通航西亚西欧。主干线总长七千一百八十九公里，除主干线外，尚有副线、支线联通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珠江、长江、黄河、海河、松花江八大河水系，流经十八省、市、自治区。

「大西线南水北调工程」是名副其实的南水北调。工程核心是从雅鲁藏布江调水到黄河，其主干线走向是在雅鲁藏布江朔玛滩筑坝，抬高水位至三千五百八十八米，打隧洞引水到林芝工布江达尼洋河，在上百巴筑坝成库回水至八松湖，打隧引水入易贡藏布，在上八盖筑坝成水库，回水溯霞曲到金岭，打隧洞引水到边坝入怒江。在朔瓦巴筑坝拦怒江，使水位达三千五百一十八米，回水过嘉玉桥，在马利打隧洞至恩达入紫曲的澜沧江，在昌都澜沧江支流紫曲、昂曲和干流扎曲，分别筑坝成连环水库，使水位达三千四百九十八米，回水到康巴，开隧洞引水到江达，入金沙江支流藏曲，导水入金沙江四川白玉县赠曲，溯源至打错，过分水岭到甘孜入雅砻江，筑水库使水位达三千四百五十四米，引水入达曲—尼曲，回水溯尼河打隧洞过分水岭到翁达，入大渡河支流色曲杜柯河。在两河口筑坝成库，使水位达三千四百四十九米，溯杜柯河过壤塘到南木达，入麻尔柯河。在悬伐筑坝，使水位达三千四百四十七米，形成水库，回水到阿坝麦尔玛，过分水岭进贾曲，向北流入黄河（三千三百九十九米）。

引水入黄河流量每秒六千三百七十九立方米，相当黄河流量的三四倍，黄河不能承受，因此需在拉加峡建大水库，分流四分之一的水顺黄河下泄，利用黄河四千六百公里河道输水华北而中原入海﹔五分之三的水从拉青（拉加峡水库到青海湖）大渠输入青海湖，经青海湖耳海调蓄，经支线输水柴达木、塔里木、准葛尔三大盆地和河西走廊以及阿拉善、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通过青岱大渠引水入岱海（一千二百二十一米至一千二百八十八米）。经岱海调蓄可以输水整个华北，包括北京、天津、山西、河北和内蒙古，以及东北诸省份。输水黄土高原每秒一千立方米。

可利用原河道省造价

主干线的关键部位是西段，即从雅鲁藏布江引水到黄河入青海湖。这段「雅黄工程」流程一千二百三十九公里，山势地形西南高而东北低，绝大部分有天然河道可利用，必须开凿的工程很少，造价较低，二零零四年不变价格二千二百五十亿元人民币﹔工期短，五到十年建成﹔引水多，每年自流引水入黄河一千至二千零六亿立方米。

给中南海的报告称，朔天运河的功能首先是引水，十年增加灌溉面积二亿亩，改造沙漠十亿亩退化草地成林地和农田，保证北京、天津、太原、西安等四百座缺水城市的供水﹔其次是节水，不让西藏每年六千亿立方米的水白白流出国境，朔天运河每年可引调和拦蓄藏水、长江洪水四千亿立方米﹔同时也可为八千万人提供就业机会，使六千万人脱贫﹔还有防洪抗旱、改善生态环境、发电、航运、旅游、养殖、国防等功能。

目前国家水利部正在进行长江水北调的「南水北调」工程。从五十年代提出「南水北调」的设想后，经几十年研究，总体布局分别从长江上、中、下游三线调水，即南水北调西线、中线和东线工程，建成后将与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相互连接，构成中国水资源「四横三纵、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总体格局，建设时间约为四五十年。

郭开、李伶等认为，「三线调水」与他们的「大西线藏水方案」有重大区别：一是取水点不同，「三线调水」都是从长江，而「大西线方案」是在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上取水﹔二是调水量不同，长江可供外调的水量有限，「大西线」调水二千亿立方米。三是工程造价，「三线调水」需要四千亿元人民币，而「大西线」需二千五百亿元﹔四是水的质量不同，东线水质严重污染，中线水质较好，但比不上西藏水洁净﹔五是受益面积不同，「大西线」能令北方广为得益﹔六是「大西线」高水下流产生大量电力，「三线调水」至少一半以上水量是低水上抽。

决策民主化少走弯路

二零零五年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西线调水——中国能源的战略选择》的报告，由新华社内参送往中南海。报告一再强调，南水北调西线工程须加快开工，并扩大调水规模。但西线工程调水地区四川省则强烈反弹。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鲁家果研究员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递交了《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决策要慎重》的报告，认为西线工程的可行性、有效性和经济合理性都存在重大问题，工程需从长计议，不宜仓促上马，建议西线工程暂缓，报告获温家宝批示。

有研究预测，二零二零年后长江自己将缺水。所以很多专家学者已向中央紧急提出中线调水工程应该停止或者不过黄河，解决北京水资源危机必须另辟更可靠的水源。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四十多位院士专家在北京香山饭店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组织的第二百五十七次香山学术讨论会。讨论达成的共识是：调往北方的总水量应在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的四百四十八亿立方米基础上，至少再扩大两倍，才有可能保障中国北方地区的持续、全面、健康的发展。

不过，许多学者专家也认为，对于如「大西线调水」这类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仅仅依靠理论分析和有限的地质查勘不可能得到正确结果并形成统一认识。重大技术问题的解决，需要依靠相应规模的工程试验，否则工程将会陷入无休止争论中。决策民主化，是指在决策过程中应尽可能听取各方面意见。通常一个工程规模越大，意见分歧也越多，兼听则明，外行的意见也不可忽略。

＊＊＊＊＊＊

专访：水利部退休官员郭开　科学构想黄河之水天上来
江迅

郭开八十年代末提出「大西线调水工程」，引发源于西藏的多条大江之水入黄河的构想，以图改变中国北方缺水问题。他认为大西线比现在实施的南水北调工程更可行。

国家水利部退休官员郭开，是元代著名天文学家和水利专家郭守敬之后。这位水利专家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提出了「大西线南水北调工程」方案。大致设想是引雅鲁藏布江水入黄河，彻底解决中国北方的缺水问题。这位遥想「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大西线工程首倡者前不久回答了记者提问，以下是访谈摘要：

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产生了引雅鲁藏布江水入黄河的大胆设想？

我家祖祖辈辈都是搞水利的，所以我从小对水就很感兴趣。在北平学生运动时和参军时期，我就很关注水利，还产生过从丹江口引汉入黄、京丹运河的想法。文化大革命时，我被关在牛棚里，因祸得福，从一堆书里偶然看到了翁文灏的《地图》。翁先生「三大拐弯」的理论对我有很大启发，让我联想到是否可以引雅鲁藏布江水，串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过阿坝分水岭入黄河，来解决北方缺水难题。这个过程的曲折复杂，一言难尽，酸甜苦辣在《西藏之水救中国》里有较详细的描写。

目前在实施的南水北调工程，有东、中、西三线，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我认为，这三个方案在投资成本、安全隐患等问题上都不同程度存在问题。东线方案是利用京杭大运河河道，逐级提调长江下游的水，解决京津地区用水。可调水一百四十八亿立方米，须投资一千三百亿元人民币。但京杭运河污染严重，可能引发血吸虫病，所调之水必须经过严格处理。加之它是全线提水，巨大的耗电量会提高投资和运营管理成本。

那么中线呢？

中线方案是加高丹江口水库大坝，调汉江水一百三十亿立方米，挖一条一千二百七十六公里的疏水干渠到北京，经过三百六十五条河流，总投资约一千七百亿元。可汉江的水正在减少，几乎无水可调。要保证输水量必须从三峡水库调水。由于输水干渠须经湖北、河南、河北人口稠密的地区，无论是移民，还是水的管理运营成本都很大。水到京津地区实际只剩八亿立方米。而且，干渠经过的太行山东麓是暴雨区，山洪频繁，极不安全。

那么西线呢？

西线方案是在长江上游通天河、雅砻江、大渡河筑高坝，调水入黄河，能调水一百七十亿立方米，开凿隧洞一百七十五公里。主体工程即需三千九百亿元，工期四十年。花钱多，调水少。而且这三个方案都是在长江上做文章，而到二零二零年长江也可能缺水。相比之下，大西线调水投资少、工期短、效益高，也有利于全国生态环境的改善。

但有一些专家认为，「大西线调水」可能会淹没西藏最富饶的地区，您怎么看？

大西线调水是不会淹没一座县城的。他们指的「最富饶的地区」是泽当到曲水的雅鲁藏布江河川。第一期工程，朔玛滩水库按三千五百六十八米运行，没有影响。第二期工程朔玛滩水库水位达到三千五百八十八米，但渠化雅鲁藏布江从泽当到曲水桥修建的防洪堤高达三千五百九十九米，确保贡嗄、扎囊、泽当不淹，堤顶宽十米，建高速公路。由于渠化造良田一百万亩，必然促进西藏经济发展，这是利民的，正如西藏人大主任列确说：「这一百万亩良田对西藏是无价之宝。」

有专家质疑「大西线调水工程」的预算：正在动工的「南水北调」工程的小西线引水一百七十亿立方米，要投资四千亿元人民币，从西藏引水的大西线引水二千亿立方米，仅投资五百八十亿的预算是痴人说梦，您如何回应？

我首先解释一下，五百八十亿的预算是一九九零年请香港会计师事务所评估的，估算二百八十亿美元，按当时的汇率折算成人民币五百八十亿元。二零零零年，国家计委专家根据当时与一九九零年的比价三点八八比一，推算成二千二百五十亿元。二零零二年，全国政协副主席赵南起转呈江泽民的报告承诺：二千二百五十亿元到位，保证五年内完成第一期工程，引藏水一千亿立方米入黄河﹔再五年完成第二期工程，引水增加到二千零六亿立方米。二千二百五十亿元投资，工期五到十年就这样定下来了，这绝对不是戏言。

＊＊＊＊＊＊

专访：军旅作家李伶　逾百将军力挺西藏调水
江迅

李伶称对引水治水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他在采访过程中深刻体会中国缺水形势，与提出方案的军官们共同研究，才向中央提出可行方案。
用十七年时间研究写成《西藏之水救中国》的李伶，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二炮兵政治部原文艺创作室主任。他在北京接受了亚洲周刊访问。

你是部队作家，怎么对「水」产生兴趣？

因为八个字：缺水形势，忧患意识。中国人均水量只有世界的四分之一，世界排名第一百二十一位，总体缺水，贫富悬殊。哪里贫？中国北方。哪里水多？西藏。西藏东南部有相当于十二条黄河的水量白白外流，下游地区泛滥成灾，多大的浪费啊。祖国母亲把浩瀚的大水盆顶在头上、扛在肩上，而干渴的中华子孙却一个劲地在母亲的脚背上找水、引水，能解决问题吗？这样的现实和矛盾让我没法无动于衷。

《西藏之水救中国》的成书过程是怎样的？

有个认识和发展的漫长过程。十七年前，郭开等人引黄济京的治水思路（又称朔天运河）刚刚形成体系，发起人之一的总后勤部离休干部韩守文给我打电话，希望我为这项事业「动动笔」，宣传宣传。听了他的介绍，我觉得这是个重大题材，值得关注。但又觉得这一辈子扛枪操炮的，现在搞运河，专业知识啃得动吗？当时有这样的疑虑，但出于朋友情面，我还是采访了他们，这就认识了郭开等一大群「运河迷」、「引水狂」。听了他们的介绍，立刻被感染了，但里面涉及的科学问题我不懂，不好简单肯定或否定。于是我下决心跟踪考察。渐渐地，我悟出道理：这是政界、军界、学界以及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也是永解中国水难题的超级战略。我为写这一本书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学了世界各国的西部开发史、世界水利大国引水史和中国古代的水经春秋。

现在很多作家都急功近利，你为什么愿意十七年磨一剑，为什么不早点成书？

有了前十年的铺塾和认知，一九九八年五月，刚开笔写书，长江发大水，我在抗洪第一线采访了一个多月，与二炮其它五位作家完成长篇报告文学《兵进长江》后，我得了癌症，做了大手术。化疗期间我继续创作《西藏之水救中国》，又花五年时间，三易其稿。可以说，我是用生命来写作的。成书经历那么多年，一是大西线方案有个弯弯曲曲的形成和完善过程，这个过程少说有十多年。二是题材专业性很强，我是外行，有个「蚕吃桑叶吐出丝」的领会、消化和表达的过程。三是人们的忧患意识有个逐步加深的渐进过程。四是与我国国力有关。五是西部大开发的有利契机让大西线工程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这时候书能问世，有了一定的现实基础。第六点，政治氛围、出版环境也有改善，想当年，写文章如果与口径不符，公开发表很困难。今天不同了，鼓励大众参与，献计献策，提倡科学争论。

据说方案形成涉及了许多将军、离退休军队干部和在职军人？

支持这方案的至少有一百一十八位将军。事情一开始，叶飞将军就为朔天运河题词：「修一河盖九州岛」。萧克将军题词：「黄水东流，浸润众生。物华繁茂，生态平衡。老少相兴，四民安庆。华夏鸿绪，共襄义举」。杨成武将军是「老少边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扶贫促进会」负责人，他说：「贫困地区穷就穷在水上。」他动员老少边区许多领导人关注这一工程。阴法唐将军八十多岁，为印证郭开方案的可靠性，三次上西藏高原，到朔玛滩峡谷察看地形，核对标高，取得第一手材料后，才向中央举荐。将近二十年来，朔天河筹委会主任有五任，首任是原水利部副部长张季农，其后四任都是老将军：黎原、胥光义、高存信、王定烈。由于将军们积极「奏本」和上下呼吁，才引起中央重视。因为是民间举动，没有经费，将军们的家成了办公室，将军的子女孙辈，成了打字员、通讯员。赵南起将军在一九八九年参加大观园国家调水工作会议时，就把郭开请进自己的住处，询问和探讨。以后八九年里，他多次约郭开等人了解情况。他还造访中国水利泰斗、清华大学水利系老教授黄万里和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廖克等很多专家学者，并多次向国家领导人奏本，力荐大西线南水北调之策。赵南起的许多造访活动及在政协会议上的多次呼吁和一次次奏本，引起中央关注。

标题：中国人压力报告：中产阶层不堪重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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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2006-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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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人正面临空前压力。哪些新的压力还在与时俱进地出现？个体自身的身心健康与感受到的压力大小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文/张建新陈龙史占彪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

　　2000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承接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的子课题“社会转型期不同职业群体主要社会应激源与心理健康研究”，其主要目的是发现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人的压力状况。2000年8月份，课题组赶赴某国营大型矿业集团公司，对井下工人、社区人员、下岗员工、一般职员、教师、医生、高层领导、中层领导等十余种不同职业人群进行了46场座谈会和大量个别访谈后，获得参与者反馈调查问卷1408份，累计8545种压力。经过对数据统计处理，结合访谈和测评的内容，课题组最终将这8000余项压力总结归纳为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10个方面89种引起压力的事件，涉及社会环境、工作压力、个人成就、经济收入、人际关系、社会支持、家庭、住房、子女和个人生活。2001年开始，这10种因素89项压力源在全国不同省市继续进行检验。4年时间，调查人群已经涉及企业员工、医疗卫生人员、教育工作者、农民、公务员等十几个职业群体共7999人。

　　蓝领和白领：经济压力并不总是第一位的

　　在各类工人九类压力源排序中，矿工把职业发展排在首位，然后是住房问题、工作特征。国企职工的排列是工作特征、社会环境和职业发展，而住房问题排在三甲之后。火车司机则将社会环境排列第一，然后是工作特征和职业发展。

　　如果将工人、农民、农民工简单归类为蓝领，将教师、医生、机关工作者等归为白领，则可以看到白领和蓝领人群对压力源的排序是不同的。教师跟工人的排序正好颠倒过来，他们认为教学条件是最为主要的压力源。现在的老师多少都有倦怠感，觉得从事这个职业非常辛苦，没有什么前景，整天重复同样的工作，没有创造性。学生也越来越不好带，小学四、五年级的学生已经开始谈恋爱了，中学生则更不得了，老师打又打不得、骂又骂不得，正面教育也无法沟通。老师的倦怠感非常严重。许多老师本身又是孩子家长，他们带着情绪回到家里面对自己孩子时，情绪表达有时会非常负面，所以对自己孩子的教育也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蓝领工人则把经济收入放在压力源的首位，第二、第三位的压力源则是社会环境安全感缺乏和住房条件较差等。一个国营企业就像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小社会，在岗职工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对压力源的排序基本相同，仔细分析后还可以看到，下岗待业人员和劳动教养人员的压力源排序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他们大多将经济压力放在第一位。这也就是说，有工作岗位和没有工作岗位的人，在感受生活、认识生活时是不一样的。

　　有位国营企业工人，收入倒算稳定，但妻子下岗以后，家庭就变得困难，孩子正在上大学，每年学费和每月花费，都让这位硬汉子一筹莫展，妻子因为经常生病下岗，家庭的压力就更大，虽然妻子看病有医保，但自己的支出日积月累也是不小数字，近两年身体状况还在每况愈下。眼看儿子将要毕业，同班同学都有了着落，而自己的孩子还在吊着，一般的工作孩子不愿去，好工作自己又没门路。在一次心理健康讲座的讨论中，这位硬汉子流下一腔热泪。自己既没有学历，也没有职称，能有个稳定工作也就罢了，但自己年龄越来越大，孩子又顶不上，实在让人心焦。他说，目前最大压力就是经济压力。

　　农民和农民工：更需要平等和基本安全感

　　对照城市居民和农民、农民工对压力源的排序，可以看到两种排序完全不存在一致性。虽然城市社区居民中包括有下岗职工、残疾人员、退休职工等所谓城市弱势群体，但城市里的弱势群体跟出生在农村、生活在农村，或者到城里打工的农民相比较，所面对的生活压力还是不同的。对社区的居民来讲，他们更多地关注自己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可能还有一点精神上的追求，需要有多一点点的个人发展空间。而对于农民工来说，他们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远离了自己所熟悉的环境，整天感受到他人的白眼和歧视，内心的人际压力和内部冲突非常强烈。他们更需要人与人的平等和基本的安全感。

　　农民则更多地把与当地村干部的关系和冲突排在压力源的首位。虽然土地承包了，但是各种各样的收费、集资摊派等等，都由乡村干部直接向农民收取，如果乡村干部自己假公济私、只唯上不唯下、不与农民谋福利，那么农民与他们之间的冲突就会相当强烈。

　　有位来自西部农村的女士，因为不满足于当地的穷苦生活，初中毕业后来到北京打工，认识了一位餐馆老板，尽管年龄大她20岁，但是老板的热情和真诚，却让这位农民女工备感亲切，感受到了家庭般温暖，不顾家人反对，就与这位离异的老板结了婚。生活十年之后，女工依然像以前一样勤劳，承担了许多家务和餐馆业务，由于老板的管理方式老套，逐渐不得不把餐馆让位于老板娘来打理。老板退居二线后，老板娘大展宏图。但不久以后，因为公司业务拓展，老板娘与老板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情分越来越薄。有很多男性向老板娘抛出橄榄枝，但她却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老板这边也逐渐担心起来，变得多心。老板娘白天应酬业务，晚上还得细心应付丈夫。老板娘虽然心中感恩，却也滋味复杂，长期以往，情绪压抑，渐感郁闷。农民要融入这个城市需要付出很多代价，城乡差异和年龄差异让这位女士伤透了脑筋。

　　学生群体：学业压力始终是第一位

　　中学生的应激事件压力源分为三类，第一类压力源的排序为学习压力、异性交往、老师对学生的态度。其中学习压力位于首位，第二位是异性交往的压力，特别是在中学里，异性交往是中学生出现心理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压力源。另外值得关注的是，社会上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生活事件，如贫富差距、官员腐败事件等，也都被中学生认为是影响他们行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源。在北京一所很好的中学，有很多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非常好，他们的钱包里平常就带有上千元，买东西和吃东西都很随便。这当然对于那些经济状况并不富裕的老百姓家的孩子会产生很大影响。

　　从年级角度看，中学所有六个年级的学生，始终都将学习压力源放于第一位，而异性交往压力到初三时开始变得明显起来，成为第三四位的压力源，到了高中年级时，已经处于第二三位的重要压力源了。

　　有一位初二女生，因为睡眠障碍和注意力不集中来寻求帮助。她说上初中以后，突出印象就是作业特别多。用她的话说，同学之间根本没有时间聊天，自己住校，和父母平常交流少，周末回到家，怕惹父母不高兴，净挑好人好事向父母汇报，长此以往，父母实际上对孩子根本不知情。五一长假时，父母心疼孩子，想带孩子出去散散心，只能硬着头皮帮孩子做一天作业，才给孩子换个喘息的机会。在校期间，孩子觉得实在苦闷，想对宿舍好友谈谈心事，但由于她成绩很好，好像她把老师同学热情的目光都吸引过去了，室友都对她敬而远之。没办法只能和男孩交朋友，慢慢对班长男生有了好感，本来就招人嫉妒，这又惹了风波，老师也对她改了看法，因此常常神情紧张。其根本因素还在于学习压力太大，因为老师家长无形的加压，形成一种紧张氛围，在这种氛围下，孩子们自然要寻找情感释放，男女由好感发展至恋情也就成了必然。但由于年龄、时机都不成熟，不免会有顾虑担心，后来就形成了复杂冲突的心灵困境，让孩子们无所适从。当然这还只是“优等生”的困惑，对于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压力估计只会更强。

　　科研人员群体：工作和生活冲突非常严重

　　我国科研人员的压力源大致归为五类，即“工作与生活相冲突的压力源”、“工作直接相关压力源”、“个人经济收支压力源”、“子女教养及家庭生活周期压力源”、“人际关系矛盾压力源”等。工作与生活冲突对科研人员来说非常严重，他们经常长时间工作，工作对于一些人来说已变得非常单调，似乎只有工作，没有了个人生活。他们内心还是渴望有更多的娱乐休闲和家庭生活。因为他们工作压力太大，难以找到更多的娱乐休闲时间，所以这种冲突给许多科研人员造成了心理困惑。为完成任务超时工作，承担责任重大的科研项目，承担过多科研任务，缺少休闲娱乐、缺乏体育锻炼，作息时间不规律，工作中与科研无关的应酬过多，科研工作与家庭生活相冲突，过度吸烟、酗酒。而且，大多40岁以上的科研人员，他们的子女也都到了要考虑小升初、初升高(中考)或者高考的年龄阶段，子女教育的压力开始突出起来，也对科研人员造成了很多困扰。

　　有位四十左右的副教授，在一个大学工作。由于先是在基层工作，然后进入高等院校，好不容易留在京城工作，刚刚稳定下来，马上就体验到了压力，在这个年龄阶段，同事很多已经是教授了，而且著作等身了。为了写篇有影响的论文，他几乎用上了所有业余时间，明明知道锻炼娱乐很重要，但根本没有时间。还要孩子接送，课程教学，研究生论文指导，科研经费申请，同时担任系副主任，还有许多会议要开，根本没时间去参加学校所组织的任何消遣娱乐活动。茶慢慢浓起来了，烟雾也逐渐弥漫起来，为的是晚上妻儿安睡之时，他还能保持一份清醒。长期保持每天工作时间12、13小时以上，本来还算健壮的他，慢慢头顶秃了，肚子鼓了，谁见他都直言“你有点老了”。

　　另有一位35岁的年轻研究员，刚从国外学成归来，目前已经是“百人计划”重量级科学家了，算是科研界的“贵族”与“骄子”。经费倒是充足，机会也很多，但他也能意识到，国家的科研经费不是白拿的，到时间得出活。好在他善于安排，善于开发资源，颇有开放意识。课题组专门有秘书组织安排各种行政事务，科研工作基本保证每周6天，研究生的数量也控制在3-5人之内，周日绝不会客做学问，而是外出购物游玩或是打球锻炼。家庭生活中，孩子还小，家里雇个亲戚来做保姆。对于目前的工作压力，他说因为年轻和细致安排，基本还能承受，但是15年、20年以后，自己是否能够承受就很难说了。

　　你有压力，我有压力

　　没有钱的人要活着，有钱的想更有钱。社会进步了，人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了。

　　“公务员的生活一眼可以望到头”

　　王先生，广东汕头，海关关员，29岁，月收入3000～4000元

　　“成了公务员，基本上一眼就可以望到头，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这是一种压力。”在海关工作了6年多的王先生说。

　　在王先生看来，这种“一眼就可以望到头”的压力已经成为公务员的生活状态。未来是可预见的，在周围同事身上就可以看到，但却无法突破，而且工作时间越长体会越明显。另一方面，社会瞬息万变，跟在外界工作的同学和朋友相比，公务员职业技能显得较为单一。“除了海关工作，真不知自己还能干什么，知识更新也是一个压力。”王先生说，因此他平时会尽量多接受各方面的资讯充实自己。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心理科2005年曾发布一项统计，该院就诊的心理疾病患者中有约10%是公务员，其病因多数是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晋升的压力。但王先生在这两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困扰。一是他与同事之间相处比较融洽，二是他明白职务的升迁并不是自己所能左右，还要看机遇。“我不是很看重升迁，所以这方面的压力并不大。如果你觉得你的才干应该去当科长处长而现实你还是科员，怀才不遇了心理压力自然会大，而这个问题并不是自己就能解决的。”

　　总的来说王先生还是比较满意现在的工作，估计离开这份工作的可能性也不大。业余时间他会打打羽毛球，踢踢球，他说其实也不是为了解压，是一种爱好，知足常乐人，不需要太多解压。

　　“压力源自责任心”

　　周医生，上海，泌尿科医生，36岁，月收入3000～4000元

　　从医15年的周医生觉得压力最主要还是源于责任心，也就是人命的问题。他曾经在一家民营医院工作过，那里的老板要医生骗人，该吃药的就说要打针，该打针的就说要打吊针，一个病人进来，还要先弄清楚他是走路来的骑车来的还是开车来的。在这样一个医院周医生实在待不下去，3个月不到就走了。

　　周医生觉得现在正规大医院的医生都是经过学习培训严格考核出来的，看病，做手术，只要认认真真做好准备，也无需背负太大压力。一些无法避免的情况出现了也没有办法，但人为的错误是绝对不可以出现的。对于最近频频曝光的医疗事故，周医生觉得自己不会有这方面的压力，因为觉得这类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他和病人、病人家属之间的关系都很好，如果实在遇到素质低的病人只要自己没有错也不会与他们计较。

　　除了工作，行政关系也会给医生带来压力。在医院时间长了，医生之间技术上业务上都要比，还有评职称，人际关系比较复杂。周医生的看法是，只要认真工作，责任压力可以避免，人际关系则避无可避。

　　周医生觉得医生更应该懂得自我调节，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该玩的时候玩，他会和朋友打球，旅游，露营，“总之会玩得很疯！”

　　“想找一个人嫁了，但实在遇不到也没办法”

　　卢小姐，广州，中学语文教师，35岁，月收入3000元

　　说起压力来源，卢小姐一口气列出好几个：工作、婚恋、健康、年龄、房子……

　　最大的压力还是工作。学校有学生给老师打分的规定，如果要迎合学生的口味，就得讲些他们爱听的，基础知识也就不可能讲得很细；但学校要的是高考成绩，考试可不就是考基础知识？因此她很困惑，但认为这个矛盾没有办法解决，是“教育制度的问题”。还有，“现在的学生不好教”，没有很强的学习欲望，也很伤脑筋。

　　对于至今单身的她来说，婚姻也是一个大问题。她的态度是，还是想找一个适合的人嫁了，但实在遇不到也没有办法，而且年龄大了也不好找。一个人的时光，她有时会去参加QQ群上组织的所谓“同城约会”活动，在她看来也就是一群寂寞的人聚众吃饭唱K，或者一起出去玩，费用当然AA，至少她自己没把它当成找对象的方式。现在她在友邦兼职做保险，时间上倒不冲突，因为她每天两节课，而且早上9点就结束了，正好赶得及去保险公司上班。不过身体开始吃不消，身边又有两个同事在三十多岁的年纪生病去世的例子，因此觉得健康问题的困扰更大。

　　至于房子，她计划买一个五六十平米的二手单位，“自己住，如果找到人嫁了，对方有房子，还可以把它租出去。”

　　“事业上要有好的发展，才算得上成功男人”

　　南方，杭州，综艺节目主持人，27岁，年收入七八万元

　　“有压力啊，工作方面的压力比较大。”南方在杭州市下面一个区的电视台做综艺节目主持人，单位小，很多节目都是录播，因此他觉得自己的压力比做新闻节目的同事要大，“经常需要主持大型晚会，直接面对观众，而且到场的领导会很多，领导的名字是千万不能念错的”。他觉得现场做节目难免会出错，每次精神都高度紧张，所以他能理解黄健翔。

　　个人问题也有压力，大部分同学已经成家了，父母也着急，自己也不可能一点都不上心。再就是供房供车，他现在买的房子有160多平米，一个季度供7000多元，还有每个月养车的1000元，对他来说压力也不小。“其实这个阶段的年轻人面对的压力都差不多啊，只不过我们小地方，表现得不像大城市那样明显吧”。

　　他觉得男性要承担的东西比女性更多，所以男性的压力更大。女孩子可以不考虑买房的问题，工作上差不多就可以了，而男孩子不行，事业上需要有好的发展，才算得上是成功男人。这不仅是社会的期待，也是自我的要求，他觉得自己还没达到这个目标，自然有压力。

　　“一个很焦虑的、没有生活的人”

　　肖先生，北京，报社部门主编，28岁，月收入8000元

　　“一个很焦虑的、没有生活的人”，这是肖先生对自己的看法。工作已经上了轨道，按部就班去做就OK了，但也正是流水线般的作业方式让他觉得自己也就是一个监工：每天要签十几二十个版，晚的时候要到半夜才下班，生生把自己困在办公室里。所以他经常抱怨自己根本没有生活，没有时间去旅行。对他来说，旅行非常重要，因为意味着寻找新的东西和观念，如果待在家里半年以上他会疯掉的。

　　他觉得自己面临着双重的压力。一方面，自己不甘心做执行层面的事情，迟早要出来创业，但目前还处在储备阶段；找不到事业的起点，就只好晚点结婚，身边因为两个人节奏不合拍所以离婚的例子太多了。另一方面，老家的父母希望他早点结婚成家，他打电话劝老爸去医院检查身体，老爸回了一句“你不结婚我就不看医生”，顿时让他很有压力。

　　肖先生有一个说法用来形容他这类农村出身的人：进城—做文化事业—从事最新行业，本来需要三代人才能完成的进程，在他自己这一代就要完成，压力自然不在话下。既然身为媒体中人，他也在密切注意新媒体的发展走向，因为这跟自己的未来选择有着很大的关系，“每个月要找二三十个人聊，聊出路，找方向，因为机会不会自己来找你”。

　　“最大的压力来源于业务指标”

　　陈先生，广州，广告公司客户主任，28岁，月收入7000～8000元

　　“每个月面对100万、200万的业务指标，觉得压力很大。”在广告公司业务部门工作多年的陈先生觉得自己的压力并不亚于广告创意人。如果购买回来的媒体到月底都没有客户认购，这个媒体的名字就会成为大家共同的口头禅，互相提醒。陈先生的团队几乎每三四个月就会遭遇一次不能完成指标，扣奖金也就在所难免。压力大的时候整个团队脾气会比较暴躁，大家就一起去唱K发泄。

　　相比业务指标造成的压力，陈先生觉得工作中人际关系的压力还是比较容易处理的。除了和客户沟通，就是在与主管的沟通、部门之间的沟通上要花一些精力。客户部在外代表公司，回到公司里则代表客户，为客户的利益说话，所以难免会与其他部门产生矛盾。不过他觉得只要多沟通，一切还是可以解决的。

　　有的同学去开了公司，也有同学跳到了大企业，陈先生同样也面临着三十而立的困惑。当初就觉得广告不是干一辈子的职业，但是为了锻炼一下，接触面广一点，打算先做一段时间再跳槽去大企业。现在陈先生觉得跳槽还是开公司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考虑得更多的则是自己到底喜欢干什么。

　　婚结了，楼也买了，剩下的就是孩子、车子。面对苦口婆心念叨着要抱孙子的父母，陈先生说：“拖一天算一天吧。我给他们算了一笔账，告诉他们生一个孩子要花多少钱，后来他们就不怎么敢提了。”

　　和大多数人一样，陈先生通过看碟、睡觉、打球来解压。他最近在上企业管理课程，每个星期用两三个小时接受新东西，换一换脑子，也算是舒缓压力。

　　“不工作状态最长只能坚持5个月”

　　Edward，天津，现正失业，27岁

　　Edward原来是天津一家报社的摄影记者，两个月前刚刚辞职。但他不承认自己是在失业，只是暂时不从事这个行业而已。对他来说，最大的压力不是没有工作，而是职业的选择，以及更重要的，自己未来的发展问题。他苦恼的是，怎么规划，怎么定位，想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想出来。

　　Edward专业是外语，毕业3年，他对工作的期待有所变化：刚毕业的时候希望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发挥出火花，所以刚毕业那半年多他换了好几个工作，在广告公司、平面媒体、电台都待过，做过文案和记者；后来他的心态改变了，觉得需要找到符合自己发展方向的工作，太频繁的跳槽不利于找准方向，于是他转行做摄影记者，一干就是两年半，是他毕业以来干得最长的工作。这次辞职，还是跟他对自我定位的焦虑有关。

　　他现在还不想赶紧找新工作，除了需要时间处理家事，主要是担心一旦开始工作，轮子转起来就没有时间静下心来考虑定位问题了。他觉得未来有两个可能，第一，很快想出答案，然后开始实施；第二，还是想不清楚，就去找一个相对不那么熟悉、有点新鲜感的工作，边做边想。他觉得这种不工作的状态他最长只能坚持5个月，不仅是没有收入吃饭都有困难，更关键的是那种空虚、隔绝人群的感觉会让他受不了。

　　“有钱就用，没钱就不用”

　　徐华，广东肇庆，铁路运输业工人，28岁，月收入1000～1500元

　　最近，与徐华结婚两年的老婆挺着肚子回了湖南老家准备生孩子。当问及他目前最大的压力来源，他想也没想就用低沉的声音吐出一个字：“钱”。

　　肇庆的消费水平比较低，夫妻两个如果有4000块就可以过上很好的生活。徐华1000多元的月收入只够他一个人用的，他老婆月收入只有几百块，加上即将降临的小生命，徐华的压力不言而喻。“我上个星期上街看小孩衣服，好的一套就要几百块”，徐华说，“我也很想以后可以给小孩上好的幼儿园好的学校，为小孩成长提供好的营养，但是养一个小孩除了读书还有吃穿用，一年可能要上万块，我的工资一年加起来也才一万多，还要负责房租、水电、柴米油盐，可以说入不敷出。”

　　尽管如此，徐华还是相对幸运的。由于父母也是铁路工人，有退休工资，徐华不用负担父母，父母反而可以帮助他。徐华的房子也是父母用积蓄供的首期。工资太低，他也曾经另找出路，开过一家发廊，但是不了解市场，亏损后就关门了。“其实我们也知道外面的竞争压力大，不像我们国企，可以混日子，混到老，还有不错的医疗保险和福利。”

　　不过徐华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有钱就用，没钱就不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烦的时候就跑出去喝喝酒，打打牌，没有什么想不通的事。

　　“我的压力……得想想"

　　汪小姐，上海，无业，24岁

　　“压力？肯定有，就是表现不那么突出，得想想。”因为从来没有工作过，所以一般人饱受困扰的工作、人际关系压力，汪小姐还没有体会过。前两年她在网上开了一个小店，虽说也会担忧赚不赚得到钱、进的货受不受欢迎等关键性问题，但毕竟玩的成分居多。现在她倒是“上班”了，上的是股票学习班，老师就是她妈妈，从上个月开始她正式进入实操阶段，等到再油一点，可望全面掌控她家的股票“事业”。自己和妈妈的收入来源以后就全得指望这个了，对她来说，这就是目前为止能感受到的最大压力了。

　　在实操的过程中，她已经经历在股票上落的时候没有抓住机会，没赚到钱那种心里发堵的感觉了。“说着急吧，又不是真的着急，因为自己知道不应该为这着急，要冷静沉着；可该赚的钱没有赚到，多少心里不舒服。”

　　“这个股票的事，我们还是拿得挺准的，所以有点信心满满的感觉，不会担心有上顿没下顿，那压力可大了。”“另外，男朋友不爽的时候，我也很不好过，这算不算压力？”

　　“高考的事情等到高三再想”

　　娜娜，广州，高中生，18岁

　　刚结束高二期末考的娜娜这几天开始进入准高三状态。她向高年级同学借来笔记和习题，打算趁假期温习一下。妈妈正打算给她找个家教，好好补一下数学。学校也早早发了8月提前上课的通知。高考已经提上日程，娜娜隐约感觉到了压力但是却不想面对这个现实：“我现在还没有定下什么目标学校，高考的事情等到高三再想吧。”

　　娜娜家庭环境不好，她觉得必须努力读书才有可能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虽然家长没有给她压力，但娜娜觉得自己长这么大了应该有这个责任感。高二期间，娜娜压力特别大，本应该考入重点班后来却进了普通班，老师还和她妈妈说“看死她考不上重点班”，娜娜觉得很受打击。虽然同在一个年级，两个班的师资和升学率截然不同，如果高三还进不了重点班娜娜觉得自己高考将会面临更大的压力。于是娜娜在高二这一年发奋努力，把成绩比自己好的同学当做竞争对手，督促自己进步。

　　娜娜与同学聊天也经常会谈到学习压力，面对现在大学生也找不到工作的状况，娜娜既担心也有自己的打算：“与其担心不如好好读书，广州的就业率低，那就不一定要留在广州发展，还有那么多的地方可以选择。”

　　学校为学生开设了心理辅导室，娜娜说多少有一点用，但是大部分还是停留在理论上。自己的解压方法就是看经典动画片，例如叮当和蜡笔小新，她觉得只有看动画片的时候自己笑得最开心。 (笔录/谭山山蓝晓雁)

　　全民爱闷锅

　　性功能障碍专家叹息：“香港人压力太大了。”台湾200万人每天辗转失眠，大陆3成的购房者成了房奴，韩国媒体号召民众不要像中国人那样热爱加班。疲惫的中国人，都需要一个塑料的出气娃娃。

　　文/黄俊杰

　　有人认为“过劳死”不是舶来品，是传统使然。学者渡边明次坚持梁山伯因“过劳死”而告别了这个缺少蝴蝶的世界。东方的传统思维有“闷葫芦”的DNA：例如某个经典电影情节里，老大沉默地抽烟，拿烟头烫手下的掌心，又让他握紧烟头，最后告诉他：“记住，将你的心事就这样握在自己的心里。”

　　房子、工作、人际、婚姻、面子、家庭……这几个名词带着纠缠不清的关系时刻给予一个中国人压力，但含蓄的中国人，宣泄的方式永远都不够奔放：香港人成了“逛街王”，93%的人即使没有购物目标也会逛街；台湾人和大陆人很多都是“光电族”，上网、看电视打发了整个夜晚的无聊时光。——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时间去马德里Lubia村砸汽车泄愤，没有钱去法国做用依云矿泉水来洗澡的SPA，他们减压的方式追求方便实用：为世界杯狂嚎、写博客、看恐怖片、听“自然音乐”、看吴宗宪的综艺节目、去拳击酒吧(看别人打)、和猫玩耍、去隔壁街没朋友知道的地方发呆、祷告、买一个健康枕头。

　　香港歌手容祖儿在压力很大时，会对着马桶大喊：“我好累、好困，又病了，什么时候才能好，可不可以给我几天假期”，然后就把它们冲到大海，再不行就敲马桶盖。乐队大懒堂唱《无根草》，说年轻人都“躲藏在井里自己骗自己”；《春天花花同学会》则抚慰心灵，告诉草根们要像麦兜一样随遇而安。——在经济转型期间改变的香港，城市的重新定位、结构调整带来的失业问题等，让狮子山下见证过繁荣的人们，正切身感受“香港地”对未来的焦虑。

　　曾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市井们不会有太多政治、文化的焦虑，他们的所有压力都来自经济影响下的现实生活。而同样经历着来自经济发展的压力和焦虑，在蓝绿阵营斗争的小岛台湾，政客空洞的口号让人感到更加疲惫。所以，和香港不同，他们需要繁华的西门町，需要不同类型的综艺节目，需要“解闷救台湾”的节目《全民大闷锅》，在玩乐中放松，在对政客的角色扮演中寻求一种心理的平衡，在无厘头的大笑中消解那爬上眉头的不安。

　　专访《全民大闷锅》制作人王伟忠

　　王伟忠台湾王牌电视制作人，1977 年入行，经历了台湾电视从无线到有线整个发展过程。代表作有《连环炮》、《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康熙来了》、《全民乱讲》、《全民大闷锅》。

　　《新周刊》:你说过，《全民大闷锅》是一个台湾的塑料出气娃娃。要将一个节目变成台湾人调节心理压力的方式，怎样达到这个目的？

　　王伟忠:台湾它标榜的是所谓的言论自由，有两个很大的面向，一个是政治层面，一个是媒体层面。这样会出现一个状况，名人在这种社会里出现很多，名人的很多事情也会被社会所注意到。名人容易变成偶像也容易变成一种消费，各种行为被大家用放大镜来看。台湾媒体的密布是举世难见的，名人可能利用媒体，也可能由媒体把他夸大，造成了很多现象，很多笑话。对老百姓来讲，如果你不了解的话，这可能是一种干扰，影响到他们的情绪。所以要有一种东西来作一个制衡。

　　《大闷锅》就是拿名人来开玩笑、来消费。我们对经常出现在新闻的名人进行模仿，观众可从中得到一些平衡。任何的权威，其实都要被制衡。我们的方式是用喜剧的方式，这是一种比较健康的方式——这是我们最早的构想。这种方式在全世界叫Mimik：由模仿名人的举止，让老百姓得到另外一方面的制衡，不是他讲的就是神话，不是他讲的就是对的，不是他做错了什么事情就会影响到很多事情。

　　《新周刊》:什么样的观众对这种方式最受用？

　　王伟忠:《大闷锅》在台湾蛮受大学生跟中产阶级、有小资情绪的人的喜欢。因为有一些制衡的力量，所以一些政治人物很爱看，大老板也很爱看。

　　《新周刊》:我们注意到，像大学生、中产、政治人物、大老板这些人，一般来说都是承受着大部分社会压力的人。在台湾，你认为他们压力的来源是什么？

　　王伟忠:台湾地方很小，2300万人口。加上它身处在东南亚的地方上，近有强邻。台湾身处在这个地位上，在经济文化各方面，来自国际的压力也好，内部的压力也好，台湾经历过非常多，它还算一一克服。在政治上最近讲的“驸马爷”事件也好，在经济上碰到来自韩国、日本的经济压力和文化冲击也好，它还是一路突破难关往前走。台湾应该是一个经常会出现压力，又可以面对压力、承受压力的地方。所以，它也是一个特别需要解闷的地方。

　　台湾很多东西很快就会流行起来，吃喝玩乐的东西，像葡式蛋挞，像当年的路易十六。台湾是很容易显现一些东西，又很容易消失一些东西的地方。

　　《新周刊》:同样是电视行业，我们发现在香港就没有以政治作为解闷的节目？

　　王伟忠:香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东西，他们长期以来是殖民地，在1997后才回到中国。他们对政治并不是那么了解，你看香港的戏剧，很多东西，它比较不读历史，不读文化，它的电视剧都是一些企业里的斗争，玩古代的东西都是无厘头的戏剧。它那边是小报文化，《一周刊》、《苹果日报》，对艺人会比较下刀，他们做这一行的人，对政治没有配合，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东西的制衡，或者说讽刺，比较没有这方面的能力。

　　《新周刊》:电视可能有一个职能，会帮社会作一个宣泄，调整社会的心态。香港跟台湾这方面就不同了。这会不会跟台湾在政治上的斗争特别激烈，每个人都感受到这种压力有关？

　　王伟忠:这个观察很对。台湾标榜的是民主社会，所以它也必须标榜言论自由。从国民党时代开始，我们就做政治讽刺，我自己做政治讽刺二十几年了。我们的节目被禁过，但我们也是筚路蓝缕一路走过来了，争取到现在这个地步。

　　这个节目长久以来在台湾做，一个最好的现象是，我们不会把政治人物，或者权威人物当作偶像，因为权力会使人腐化。至少让中国人长久以来封建的东西少一点，每个人都可以被开玩笑，而不是以前皇帝动都不能动，抬头都不能看他。不管大陆或台湾，都标榜人民为主，一方面是民主社会，一方面讲的是人民解放路线，还是人民最大。这种节目让人知道，老百姓真的可以开权威者的玩笑。就像爸爸权威感那么重，但小孩子在家给爸爸开玩笑，也是一种沟通。

　　《新周刊》:这是你说的平衡吗，在话语权强大的人和相对弱势的人之间作一个平衡？

　　王伟忠:我们想训练大家有点幽默感，而不是谩骂。不像台湾很多政治节目，指鼻子骂人，我们是用隐喻的、好玩的。我们做节目的目的当然是讽刺社会的一些怪现象，但我们基本的Base，基本的底，用比较快乐幽默的方式去看社会百态，希望很多权威的东西不要变成暴力。

　　《新周刊》:最后一个问题，你自己心中对“闷锅”的一个定义是？

　　王伟忠: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一些事情，没有办法表达，你不是遥不可及的政治人物，你没有办法跟他当面去吵，很多社会现象你没有办法去解决。你只能在家里默默承受这样的一个东西，你会感觉到社会上一种闷闷的情绪。但透过一个节目，有人用表演或者幽默的方式为你解闷，可能是一种快乐吧。

　　压力是人人渴望已久的疾病

　　工作第一、生活第二的人，是病人。改变观念比流行的解压方式更有效。

　　文/何树青图—阿灿/新周刊

　　《活着》。今天的职业经理人、白领、蓝领和学生们，如果再看这部张艺谋在1993年拍出的电影，会自觉幸福——压力再大，也惨不过福贵。

　　但还是压力大：有人猝死，有人自杀，有人失眠，有人失调，有人夜夜加班，有人没空做爱，有人疯狂骚扰闺蜜，工作生活两不分，博客上一片呻吟发泄之声，商场里挤满了报复性消费者。太多人在说：最想做的事是狠狠地睡上一觉，睡到自然醒。压力是人人渴望已久的疾病，你给他，他呻吟；你不给他，他空虚。

　　结局不外如此：要么把压力压在身下，自己依然充满活力活蹦乱跳；要么被压力压倒在地，心力交瘁，作息无常，成为Loser(失败者)。

　　压力都写在盒饭里

　　谁没吃过盒饭、没叫过外卖？！盒饭是节省时间的产物。快餐业有多发达，能旁证一个社会的工作压力有多大。中国快餐业占到了餐饮业45%以上的份额，营业额还在以20%的年递增率增长。离美国快餐业占到了餐饮业60%的份额近了，意味着中国人离美国式的压力也近了——美国富人的压力居世界之冠(美国运通/RoperASW全球富裕人士意见调查)。日本富人的压力仅次于美国，但他们的做爱次数之少居世界之冠(Durex全球性生活调查)。

　　与其说麦当劳是垃圾食品，不如说追求速度是垃圾观念。它使压力凭空加码，人和事早熟而脆弱，速衰速朽。一分钟治疗近视、三分钟人流、七天美白、十四天减肥、两个疗程丰胸。一年成名，两年出书，三年暴富。第一年成为行业第三名，第二年成为行业第二名，第三年与同行并列第一。第一年开一百家分店，十年之内开一万家分店。第一个五年成为区域中心，第二个五年成为一线城市，第三个五年成为国际都会。

　　于是，中国人压力越来越大，中国的快餐业越来越发达。

　　工作第一，生活第二

　　这是一个时代的焦虑症——有压力觉得累，没压力觉得可怕。大家都被集体无意识的“成功”观念左右了。上司不给你压力，你琢磨是否因为自己没有核心竞争力；老公不给你压力，你琢磨他是不是三心二意；物价不给你压力，你会主动找房市股市赌气；所有人都不给你压力，你担心世界正离你而去。

　　太多人不习惯享受生活，不习惯发呆、无所事事、做些自己爱好却不赚钱的事。一次一次你熬到体力、智力和情感的极限，“不淋漓尽致不痛快”，在逼近Deadline的过程中抓狂不已，压力终于熬过去了，正常的生活倒像偷欢。

　　年轻时以命换钱，年老时以钱换命。职场压力令英才早逝，学业和就业压力令15—25岁的人思觉失调。别信“有压力才有动力”的话，压力令理想变形(就像所有的歌手到最后都要忙着签名售碟、上电视做弱智游戏、解释绯闻，忘了自己进娱乐圈本来只是想唱歌的)，令生活成为工作的附属品(同事远多于朋友)、令生趣寡然(把职业以外的爱好全丢光了)。工作第一、生活第二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是处于上行阶段的社会积极分子，是病人。

　　王石被多少人羡慕！

　　王石和潘石屹被很多老板羡慕，一个做房地产的同时能玩滑翔和登山，一个做房地产的同时能拍电影和写书。但真叫老板们也学王石做甩手掌柜(其实是只管大的决策)，他们做不到，宁愿陷身于日复一日的琐事和发展压力中不能自拔。旅行、运动、聊八卦、疯狂购物，这些盛行的解压方式治标不治本，很Fashion的旅行、很VIP的运动、很明星的八卦、很名牌的购物像一针针麻醉剂，压力堆在那里成行成市，并不见减。

　　改变自己的观念比流行的解压方式更有效。不做人上人了，所以也不用吃苦中苦了；不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了，所以上司也不会压太多担子了；不住高档社区了，所以也不用成为房奴了；不挑肥拣瘦了，所以也不用单身了……但这样说等于白说，无异于劝人把钱从荷包里掏出来扔在街上，把奥迪送人换骑自行车。最终，叫累的人还是把压力牢牢抱住不放手，只要不出意外，他们就管这叫自我实现。

　　许多人喜欢以泰戈尔的一句诗自喻：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已经飞过——运气好可能是天使，运气不好可能只是，鸟人。

标题：中国人压力报告：中产阶层不堪重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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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其它

创建于：2006-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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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是“压洲”？

　　文/陈漠

　　为什么压力最大的在亚洲

　　日本人非常不快乐，27%的人承认不快乐，5%的人说自己根本活得很惨；韩国电影《交换温柔》里，“汉江奇迹”的生活节奏让韩国城市人始终缠绕着一种暴躁和暴躁的莫名其妙；黄子华表演“栋笃笑”时描述清晨的地铁上班族：“香港人的精神，就是没精神”；台湾都市人生活在几米所描绘的那种繁忙、压力与希望、梦想交织当中；中国大陆的城市人则在焦虑房子、教育、医疗……

　　如今的亚洲，似乎变成了“压洲”。每个亚洲人都向往香榭丽舍大街的露天咖啡座、托斯卡纳的艳丽阳光，每个亚洲人都期望生活可以慢下来，但亚洲慢不下来，亚洲还嫌自己的速度不够快。

　　西方资本向亚洲转移，同时也转移了压力。亚洲要成为全世界的加工厂，亚洲要养活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亚洲要让欧洲和北美有兴趣跟你玩，亚洲要迅速崛起，亚洲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亚洲要让未来的某一个世纪成为亚洲的世纪，还要让这个时刻尽快到来。而这一切，都要让亚洲以最低下的劳动成本来换取向顶级生活爬升。当这一堆迫切要求分解到亚洲的每一个组成部分的时候，亚洲的每一个部分还要时刻提防其他部分对它们的威胁，小心翼翼地看守着自己的碗，伸长脖子看着别人的锅。所以，先有亚洲四小龙的腾飞，然后有亚洲四小龙的压力；先有中国大陆的广大市场，然后有印度软件的飞速发展。总归都是亚洲。

　　有着全球“住房价格最昂贵的城市”之称的东京，市民的住宅因面积最小、人口最挤而被日本人自嘲为“兔子窝”，2003年新建住宅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37平方米左右。而在中国大陆，即使想拥有这样的兔子窝，需要付出年薪的15倍。当一个人不吃不喝15年才能独立购买到一个狭小的容身之所，你怎么敢说你能体会他这15年来所承受的压力？

　　早在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有两项调查数据表明，中国2亿城市人住房的“精神压力”和“资金压力”都达到一个β临界点。高房价导致5大城市家庭债务比率奇高，北京为122%，上海为155%，都远远超过美国；其他城市青岛、杭州、深圳(85%)大有赶超美国之势。

　　我们的压力当然比美国人大。

　　亚洲式家庭及社会结构

　　1853年，马克思所提出“亚洲式的社会”和“亚细亚生产方式”，虽然在如今的亚洲已经大半被现代工商业文明和全球化所摧毁，但这些旧社会经济架构所遗存的传统家庭观念和价值观依然使得亚洲和西方有着截然的不同。

　　中日韩东亚三国有着更为接近的家庭结构。孝顺长辈和传宗接代成为东亚三国家庭里向上和向下两条伦理主线的通俗解释，上有老、下有小成为了成年人最大的压力源泉。中国的“二十四孝”目的在于让人们遗忘下一代，只向上负责；而今村昌平的《山节考》中展现的“弃老”，则描画了日本社会放弃上一代，只向下负责的习俗。这种种看来并不人道的行为，却正反映出面临双重压力之下的亚洲人逃避压力的无奈之举。

　　如今的中国，则还有着421的中国式家庭的特殊性。倒金字塔的家庭结构让421中的1成为了现在最受宠爱、未来责任最重的底座，无论这种压力来自物质还是精神，他们都必将孤独地承担。

　　亚洲的道德观还有着比西方更为细致和感性的划分，从每一个“社会分解为许多模样相同而互不联系的原子”(马克思语)的家庭，到社会整体价值观，它无处不在。每一个家庭角色都要担负相应的社会角色，每一个社会角色都有着相应的道德评价，这其中有着有时模棱两可、有时泾渭分明的红线。亚洲人的每一个个人行为，必定都会从道德角度成为家庭行为，甚至社会行为。这一点无论是农业落后地区，还是高度工业化的地区，都是如此。中国的农妇选择喝农药自杀，日本的财阀喜欢跳楼自杀谢罪，从个人的失败衍生到荣誉感、人生意义和对家庭的责任感、对社会的责任感，背负如此大的命题，自然压力巨大。

　　现代社会的生存重压和传统的古老价值观，亚洲的压力无处纾解。

　　功利性价值观

　　德国精神治疗专家麦克•蒂兹说：“我们似乎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人人都拼命地表现，期望获得成功，达不到这些标准心里便不痛快，便产生耻辱感。”

　　是的，社会如此，世界如此。

　　最高最快最强成为所有亚洲城市的口号。台湾城市的压力来自失去标杆荣誉的失落，中国大陆城市的压力来自如何尽快成为标杆，香港的压力来自已经成为了标杆，而有人觊觎已久。

　　无论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乃至东南亚各国，资源短缺、人口众多都是亚洲大同小异的压力基础。背负最重的包袱、要走最长的路、正跑着最快的速度、但是还要完成最高的目标，让亚洲成为一个飞速前进而没有刹车的汽车，可想而知司机和乘客的压力。

　　毫无疑问，亚洲人的第一压力永远来自生存，无论是想生存下去，还是想生存得更好。但生存本身就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有力证据。城市的压力来自如何在城市竞争中生存下去或生存得更好，来证明自己；而城市人的压力则是如何在这个急切盼望成为标杆并不惜抛下一些人的城市里生存下去或生存得更好，来证明自己。

　　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社会价值观是无法逆转的。无论怎样，你必须证明自己，功利价值观的计算器已经开动，你的人生将被统计。

　　不同城市间的解压妙方

　　所有城市人都觉得自己睡不够。所有职员都认为薪水不够多。所有老板都认为下属在偷自己的钱。所有的招聘广告都要注明一个必要条件“要有承受巨大压力的能力”。

　　每个人都在压力之下，每个人都在心怀怨恨，但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解压妙方。

　　香港人选择“栋笃笑”式的自我嘲讽。黄子华在台上说：“负资产就等于家铲(全家死)”，台下的“负资产”们笑得开怀。

　　上海人选择全盘接受现实。北京人选择侃。任何话题、任何地点，即使是出租车司机也能跟你侃上一小时的国计民生。那一刻，富豪生活成为平民口中的谈资、明星派头变成百姓口中的娱乐，生活的压力似乎也得到缓解。

　　成都人选择泡茶馆。茶馆的悠然天地，自然可以忘却世间的烦恼。有茶馆的楹联便是“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喝几杯茶去；劳心苦，劳力苦，苦中作乐，再倒一碗酒来”。

　　一些人选择电视，把所有的闲暇时间交代给肥皂剧和综艺节目，不再思考、不再焦虑，思考和焦虑变成了肥皂剧编剧和节目制作人。一些人选择自我放逐，到丽江、到西藏去感受原始气息、舒缓压力。

　　丽江人、西藏人没有压力？有的，只是你们不知道。

　　我们需要多少心理医生

　　2600万中国人在自艾自怜的抑郁中不能自拔，这其中的60%厌烦了继续焦虑，随时准备着解决自己，还有60万人在天天向上，但一不小心就把自己结束在办公室内。信奉六六大顺的中国人面对三个六，突然感觉诸事不顺。

　　文/胡尧熙

　　为什么我们如此容易抑郁？或许你可以举出种种原因，从核战争的阴云到夫妻争吵。但假如我们根本就无法产生悲痛和愤怒的情绪，抑郁又从何而来。

　　抑郁每个人都有机会中招

　　著名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曼将抑郁症称为精神病学中的“感冒”。大约有12%的人在他们的一生中的某个时期都曾经历过相当严重需要治疗的抑郁症，尽管他们的大部分抑郁症发作不经治疗也能在3～6个月期间结束。所以，担心什么，抑郁的又不是你一个。

　　每个人都有抑郁的理由，但讲出来又都不是理由，归根到底都是说得不能再滥的情感障碍、事业危机、家庭矛盾，中国人天天都在经历，但还是有2600万人因此抑郁。社会压力被反复提及，打压能量似乎无以复加。

　　“这可能是个误区，并不是所有的抑郁症都是因为社会压力或是负性的生活事件引起的。”四川华西心理卫生中心的教授孙学礼对此不认同,“工作压力可以让人情绪低落，但只是一个短暂的正常现象，称不上抑郁症。但一个生活完满的人却可能莫名其妙地就患病了，找不到明确和合力的外部诱因。也会有一些人，经历了一些打击，焦虑状态持续得太久，超过了一般人对这些事件的情绪反应，这个时候，他才真正患上了抑郁症。社会压力不是决定性因素，自己给自己的压力才是问题。”

　　自我施压从来都是东方传统中的奋发方式，简单粗暴屡试不爽，但化压力为动力的动作并非可以轻易完成，人生目标太过远大，心理承受能力太过脆弱，能够行动自如的人屈指可数。崔永元的国嘴抖出“得抑郁症的都是天才”，麻痹了太多你我他的神经，搞到非天才们都像那只把头埋进沙子的鸵鸟一样，以为可以对抑郁症免疫。但快乐的流浪汉总是罕见的，抑郁的人都有抑郁的道理，有时候仅仅是因为一个被遗忘了的早安。